外国人是否了解中国人?

(节选自《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近代西方,不乏对中国国民性深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在观察中国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将勤奋与狡诈可怕地结合起来了,就像西班牙人将诚实与懒惰结合起来一样。”“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如此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孟德斯鸠分析中国专制制度对国民性的塑造,更是一针见血:“专制国家暴政的恐怖,培养了国民被奴役的胆怯、愚昧与沮丧心态,中国人从皇帝到百姓,都没有品德。因为品德,诸如诚实、勇敢、坚毅、善良等,只存在于共和政体中。”
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曾深入研究中国人,见解精辟。虽然,赫尔德把中国人的软弱与服从,错误地归咎于蒙古人的征服。他总结道:“中国那种按照蒙古游牧民族传统强调‘孩童般服从’的道德教育,使中国人的品性表里不一,表面上他们温文尔雅,实际上却阴毒狡猾。因为将孩童般顺从的教育强加给成年人,他们除了阳奉阴违之外别无选择。长此以往,就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幼稚与狡猾、软弱与狠毒、谨小慎微又自私贪婪的复杂心态,这种国民性格的象征就是蠢驴与狐狸的结合。”赫尔德的眼力不错,但他显然并不了解,“孩童般服从”的教育,并非始自蒙古人,而始自大一统之后的秦朝,以及独尊孔孟儒术的汉朝。
“中国人在大事上缺乏创造力,却精于雕虫小技,他们发明了一套矫揉造作的礼俗,处处追求声色的热闹,喜欢用整洁的外表掩盖内心的骚乱。他们不懂得自然率真、宁静、美与尊严,他们在投机钻营方面精明透顶,但在科学艺术上,却愚昧无知。”赫尔德这样描述中国人,又堪称精准,一语中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承认,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专家、政治家一直误判中国,原以为中国会“成长为一个更加友善、温和及民主的国家。”然而,“……正处于实力最强、民族主义倾向最严重、也是维持……决心最坚定的时期。”
该文作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为此痛切自问:“为什么?在花了60多年时间对一个国家进行研究、对抗、与之联合并再度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仍然对这个国家充满不确定的疑问与猜测?”
误读、误解、误判中国,这是当代观察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之通病。当代外国的所谓“中国通”,往往是“中国不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缺乏把握,并常常忽视这种国民性对中国历史演变的影响力和支配力。
要了解中国,先必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原理,不仅符合于一个人,也符合于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ZF;有什么样的ZF,就有什么样的国民。这有如“蛋生鸡、鸡生蛋”的循环,已经说不清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久不衰的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已然构成恶性循环,成为羁绊中国跨入文明世界的魔咒。
骆家辉眼里的中国人?
2011年7月至2014年2月,美籍华人骆家辉(Gary Locke),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是美国首任华裔驻中大使。骆家辉以朴实、亲民、轻车简从、不事铺张的美式风格闻达于中国,深得中国民众好感。中国网络上,盛传“骆家辉评价中国人”,总计十二条。笔者细观之,感觉,这十二条,未必出自骆家辉之口,有人或以骆家辉之名,或嘲讽、或警示中国人。十二条内容如下:
一﹑非常聪明,但非常相信传言;二﹑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从头抢到尾;三﹑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四﹑能通过关系办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五﹑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六﹑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七﹑自己爽不爽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八﹑不为朋友的成功鼓掌,愿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九﹑不为强者的坚持伸手,愿为弱者的妥协流泪;十﹑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十一﹑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十二﹑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的小利冒险。
其中,唯第八、第九条难以成立。对照大多数中国人,实际情形几乎相反,这两条,应该是:不为朋友的成功鼓掌,也不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可能为强者的坚持伸手,不会为弱者的妥协流泪。不为朋友的成功鼓掌,乃是中国人狭隘的嫉妒心使然;不为陌生人的悲惨捐助,乃是中国人普遍的冷漠和疑心所致;可能为强者的坚持伸手。
其余十条,则大抵准确。第一条:非常聪明,但非常相信传言。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惜,基本上都是小聪明,所谓狡猾。非常相信传言,因为官方垄断了主流信息渠道,老百姓直觉那是宣传,信不过,宁愿相信小道消息,即传言。中国人又喜欢搬弄是非,背后论人长短,终日窃窃私语,蜚短流长。
第二条: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从头抢到尾。这一表现,最符合当代中国人。起因是,从政治挂帅到金钱挂帅,从赤贫到暴富,这样的大转折,令中国人恐慌,因焦虑而恐慌,因恐慌而浮躁,于是,凡事兴抢,生恐落于人后、转眼间没有了机会。
第三条:在大事上能忍气吞声,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这一条,堪称对中国人的精确刻画。在民间,为家庭矛盾、邻里纷争或街头磕碰,人们可以一触即发,轻则面红耳赤、怒发冲冠,重则大打出手、头破血流,甚至于闹出人命。但面对国家大事,人们却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于战战兢兢、逆来顺受,状如奴隶。与此相仿的,还有第十二条: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的小利冒险。中国人无视民族的未来,只顾自己和家庭的未来,无视,是因为无知。比如,许多中国人至今无法认识到:长远而言,民主制度,不仅对民族有利,也对个人有利。中国人最讲“实际”、“实惠”、“今朝有酒今朝醉”,即眼前利益,哪怕只是蝇头小利。中国人又爱占便宜,顺手牵羊,无意间铤而走险。
第四条:能通过关系办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中国人顶礼膜拜关系学,惯于拉关系、走后门,无视法制,不守规则。当然,这首先因为ZF无视法制、不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习惯成自然。红包文化泛滥,不仅官场盛行收受红包,民间也如此。与此相仿的,还有第十条,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走正门,专走后门;不走正道,专走邪门歪道。中国人的这一套,延伸到当今,就成了,不要规则,宁要潜规则;中国人相信,规则没用,潜规则才有用。这也正是中国潜规则盛行、法治难立的底因。
第五条: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中国人对公平与不公平的感受,参照体系,往往是同一阶层、同一阶级,比如同事、同学或战友。如果其中有人比自己过得更好、混得更好,则易生妒忌与恨意。面对更高阶层的官员、更多财富的老板、以及家世显赫的子弟,中国人心底下只有羡慕,窃以为人家“命好”、“应该”。
第六条,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这一条,首先符合中国**的行为与形象,与周边**争执,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指责**“威胁”、“挑衅”、“侵犯”。面对外国人的善意规劝,不仅不反省,还反咬一口,反污外国人“别有用心”。对应地,在中国民间,道歉文化匮乏,人与人之间,如果生出矛盾、摩擦与碰撞,彼此之间,很难说一声“对不起”,往往责难对方,互相迁怒。
第七条,自己爽不爽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如前所述,中国人常干损人利己的事,不仅如此,中国人也常干损人而不利己的事。对中国人而言,损人,也是一种快乐,邪恶的快乐。
第十一条,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宣传“集体主义”,实际上,中国人“个人主义”最为泛滥。心中并无国家、社会、集体这类概念,有的只是个人私利。对大家的不幸、民族的苦难,最多发几句牢骚、骂几声,但一定是在不惹祸上身的前提下,若要他为大家的利益、为人民的权益而奋斗,一想到要为此付出代价、自我牺牲,比如坐牢,立即就做了缩头乌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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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是否了解中国人?
(节选自《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近代西方,不乏对中国国民性深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比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在观察中国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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