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胡适,书外的胡适

      胡适先生在中国,一直是个政治头痛人物,因此在语境中被贬抑。如同晏阳初先生之于台海两岸,宛如不曾存在过一样,消失无踪。这些处境,都相同基于政治正确,也是被扭曲下的各种事实。而这种荒谬仍会持续,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些哈哈镜式投射的荒诞会延续到什么时候。 
然而更可笑的是,把胡适给于「文人化」,甚至呈现了胡适是半吊子文人。进而举出胡适是半吊子自由派,只有鲁迅,或某主义者们,才是真正的自由派。举出这种论调的人说,「自由」是行动,而非思想。如此看来,艾萨克·柏林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者了,John Stuart Mill和 Isaiah Berlin这些被西方认为奠定自由主义大纲的大师们,大概都不能算是自由派的人了,也许只能被称作半吊子的自由派,糊里胡涂的人才信他们。 
      至于胡适是不是文人呢,我想骨子哩,胡适是不会把自己定位在文人这一块,他许多著作都有相当浓厚的目的性。比如他写《尝试集》,建立新诗(白话)基础,写《终身大事》垫立了现代话剧新的形态,更不用说他石破天惊《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中国文学革命性的变革。举例来说,胡适向来看不起《红楼梦》,认为其文学价值并不大。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证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的这些考证,其实都为了贯彻他的实证主义作为张本,这也是他一路走下来的初衷。正如他反对读书做学问,都只会牵强附会,含混而过,实则这种打混的方法,是学不到任何真实学问的。差不多先生,就是他用于反讽中国社会上下阶层弥漫的一股历史歪风,这种风气不除,社会发展永远要受到停滞。                                 
      当然,对于胡适的开风气,自然被保守的守旧派攻击,林纾是其中之一。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事实上,胡适认为,只有活的文字才能创造活的文学,文学是为人的文学,不是为某些高贵人的文学是吻合他一致性思路的。 

至于说胡适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认为胡适对自由一窍不通,我们节录一篇胡适《自由主义》,看看胡适是不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 

(1948年9月4日)论自由主义﹍胡适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恒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政革。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 想。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 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 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 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 上。」(《新约·马大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 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 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 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 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 (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薪,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澈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澈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 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对于政治改革,胡适这样说︰「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澈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我的问题是,假如不革命,是否就代表专制就可以慢慢的被消除。试想美国人当年不以革命方式取缔英国的统治,世界还会否出现联邦式民主政体?对受压迫的人来说,革命是唯一能改变自身命运的途径、唯一能使专制者害怕的威胁。假如我们都谴责革命,这就等于自己为专制者消除这一威胁。当专制者看见威胁消除后,他为什么要给你自由?你又凭什么去争取你的自由?胡适又说:「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这并不尽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与欧洲诸国应付「小萧条」的方法与政策均是高压、非民主并完全莽顾人民利益的。这样的高压统治引起各地的暴动,而英国为应付暴动甚至使用了违法法治原则与人权的方法。我们不可能绝对肯定的说一国的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因为民主可以倒退,民主体制:民选总统、代议政府、独立法院、监管机构也可以腐化,又或者被收买。美国如是;英国的法院更是眉头不皱就去执行违反人权的指令。当政府尝试合法化他们的暴力时,人民有权利用暴力推翻暴力的政府。当民主倒退到一定程度时,暴力会变成唯一的出路。 
        当然,我并不是说流血革命就一定是对的。这要取决于改革者的政纲与当地民主的条件。我并不会支持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出现流血革命;我会支持欧洲人民以某程度的暴力威胁政府做出改变,但不支持革命;对专制地区革命的支持更是义无反顾。比例原则能帮助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正当:对自由的压制越大,革命越有必要;对自由有越少的保障,革命越有必要。执政者想革命不发生,不管他是否身处在民主政体,他就得放弃压制并尽可能保障自由。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再追问另一问题,古雅典或19世纪的美国是否民主政体?如是,我们要不要支持奴隶革命?自由主义者所争取的是真正的自由,革命与否只是手段而已。 
        胡适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 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一看法,与晏阳初之中国五鬼是一致的。 
        而人权学说来自于自由学说,这些基本都是当时中国所欠缺的。这些人权思路,无一不是来自胡适所受西方哲学而来,说胡适是自由半吊子的人,是否该自我秤秤他(她)的学识能否高于胡适,否则不过是胡犬啸天,萤虫妄图比月光而已,不足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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