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之秋》繁体中文版(港版)介绍

      天国之秋港版翻译为《太平天國之秋》,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把农民起义称之为内战,颠覆了我们一直的教育观点,值得一看。

       心琢磨的歷史鋪陳,是極出色的典範。──史景遷

      作者: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
      耶 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其博士論文獲頒瑟隆.費爾德獎(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是美國阿姆赫斯特麻塞諸塞大學的助理教授,著有《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一書。他大學時主修英語,因此大學畢業後以雅禮協會老師的身分在湖南待了兩年。他的研究得到富爾布萊特計畫、國家人文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支 持。目前與妻女住在麻塞諸塞州的格林費爾德。

       譯者:黃中憲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專職翻譯,譯有《明代宦官》、《維梅爾的帽子》、《大探險家》、《帖木兒之後》、《成吉思汗》、《劍橋伊斯蘭史》、《非典型法國》等。

       出版社: 衛城

      内容简介:十九世紀中葉,東西兩半球各自發生了一場大規模內戰。西半球那場發生在崛起中的美國,東半球則發生在日益衰頹的中國。而當時的全球霸權英國,則在其間發揮了關鍵性影響。

      大 清帝國這場內戰,臺灣稱為「太平天國之亂」,共產中國則視之為革命或農民起義。奇特的是,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是當時中國為數極少的基督徒,他在屢試不 第之後崩潰癱軟,斷斷續續做異夢四十天,數年後宣稱自己是上帝的第二個兒子,並開始領導宗教運動,隨後轉為政治軍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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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後,中國 已嵌入全球貿易體系中,西方列強的外交與軍事力量對清廷或太平天國更有一定的影響力。西方各國的輿論甚至國會內部,對於是否干涉這場戰事各有看法,但才剛 攻進北京並放火燒掉圓明園的英國最後卻選擇幫助滿清朝廷。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伊藤博文便認為,英國介入使得清廷多活了五十年,因而加大後來的動盪程 度,並推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作者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特別著重英美各國在外交與軍事上對太平天國戰事的影響,而不流於誇大。除了組建湘 軍的曾國藩之外,也側重介紹了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為太平天國提出的「資政新篇」可說是中國第一套現代化綱領。本書於二○一二年獲頒坎迪爾獎 (Cundill Prize),是全世界獎金最高的歷史著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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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琢磨的歷史鋪陳,是極出色的 典範。從一八五○年代初期打至一八六四年的這場中國內戰,可能是人類史上死傷最慘烈的內戰;普拉特以生動翔實的手法,呈現中國的統治者和其數千萬子民的命 運如何受到英國外交與商業利益的擺布,如何受到太平天國本身的非正統宗教和政治理念影響。一個悲慘且撼動人心的故事。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追尋現代中國》作者

      普拉特生動重現了中國歷史上已幾乎遭遺忘的一段關鍵時期: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叛亂。這場戰爭所奪走的人命之多,在人類史上名列前茅。它的深遠影響,在當今中國仍未消失。《太平天國之秋》是由第一流歷史學家和傑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勝之作。
      ──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

     目录

導讀:太平天國研究的中西鴻溝╱黃宇和
人物一覽表
大事年表
作者序
地圖

前言:天子

第一部:帝國的黃昏
一、傳道士助理
二、中立
三、干王
四、試探
五、北方之約

第二部:換狂瀾於既倒
六、勉強接任的將領
七、教義的力量
八、文明之劫
九、看誰撐得久
十、天與地
十一、十字路口

第三部:太平
十二、破釜沉舟
十三、吸血鬼
十四、雨花
十五、鮮血與榮耀
十六、翻山越嶺
結語

誌謝
注釋

書目

 

 

 

 

内容试阅

前言:天子

一八五三年某个初春早上,北京正西北边,太阳静静升到圆明园上方。这时当家的皇帝是咸丰,清朝第七个皇帝。圆明园占地辽阔,花木扶疏,由八百亩园林和精心建造的殿宇亭阁组成,成为中国世界中的世界。咸丰帝,一如其历代先皇,鲜少需要出到圆明园之外。圆明园里有木造的驰道、湖与戏楼。帝国内最壮丽的风景,化为小巧的假山假水,精巧重现于圆明园里,供皇帝欣赏。二十一岁的咸丰登基才三年,但他就出生于圆明园,他这辈子唯一确知的事,就是准备成为天子,治理中国。
咸丰是满人,不是汉人。他的先祖原居于长城以北,以游牧狩猎为生。更早的中国王朝建造长城,以将他这样的民族拒于门外(汉人称他们是蛮夷)。但一六四四年明朝遭满人消灭后,他的家族统治中国至今已两百多年,他们的统治手法颇为宽容,扮演中国传统文化的管家,让肩负实际管理与行政工作的汉族文人不致生出异心。一如过去的中国王朝,他们以科举取士,吸收忠贞汉人替他们治理帝国。而这时,经过好几代之后,已少有人质疑满人统治是否天命所归,满人皇帝是否是上天选派来统治中国的人。

咸丰过着只他一人独有的生活——全天下只有皇帝能穿黄色衣服,只有皇帝能用朱砂墨,只有皇帝能以朕自称。从某个角度来看,帝国内更广大地区的满人也过着特权生活。他们是人数甚少的菁英(征服中国时满人与汉人的比例是三比一千),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只跟自己族人通婚。一如深居宫中的咸丰,大部分满人住在专为他们而辟的几个城里,也就是所谓的满城。满城位在筑有城门的更大城市里面,本身也有城门,以环城的高墙将自己与城外广大的汉人隔开。
过去,满人凶猛骠悍,每到夏天满人男子会回北方的祖居地,练习使他们得以让定居生活的汉人臣服的骑射之术。但随着习于安逸,情况跟着改变。皇帝不再像过去的皇帝那样关注外界的变化,满族男人不再那么热衷于训练体能、精进武艺。于是,一八五三年这个春天早上,当叛军——另一个天命所归者——冲破咸丰皇宫南边一千一百多公里外的南京城外廓,大声叫城民带路找满妖时,当叛军推进到更里面的满城边,一个个爬上将满城李的居民与外界隔开的城墙时,住在满城内两万左右的满人并未拿起武器抵抗,反倒猛然趴下求饶。叛军像宰畜牲般杀了他们,然后杀掉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女。

第一章 传教士助理

一八五二年的香港是个潮湿又疾病肆虐的地方,大清帝国南方海岸外的多岩岛屿。有人说岛上「到处开挖土地释出瘴气」,岛上居民终日害怕瘴气缠身。山与海湾之间座落着小小的英国人聚落,但翠绿与湛蓝的山海风光使人看不到表象底下的阴暗。殖民地的主要街道,街名散发思乡情绪(皇后大道、惠灵顿街、荷里活道),货栈、兵营、商行紧挨着矗立在主要街道上。离开这些建筑,走上从海岸通往山丘的石子路,能看到最壮丽的景致,但走不久即离开白人聚落,触目所见是散落于水稻田和甘薯田之间的华人房舍。自十年前英国人靠着鸦片战争拿到这座岛屿当战利品之后,这一农村景致一直没变。有些较有钱的商人在那些山丘上盖了豪宅,宅邸中呈阶梯状布局的花园将山下的港湾和城区尽收眼底。但这些大宅的主人好似离开殖民地的保护圈太远,宅中居民于是生病,然后死亡。这些阴森森的宅邸被冠上「热病屋或死人屋」之名,静悄悄座落在山间,人去楼空,其空洞的眼神向山下的移民发出冷冷的批判。
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他是瑞典籍的年轻传教士,薄薄的落腮胡衬出他秀气、几乎女孩子气的五官。他天生有着迷人的嗓音,年轻时在斯德哥尔摩曾与「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台合唱。但林德继续走歌唱之路,风靡欧美歌剧院,令肖邦与安徒生之类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时,韩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雄浑有力的男高音,在讲道坛上找到注定的发挥舞台,一八四七年离开故乡瑞典,坐船来到地球另一端,疟疾横行的香港殖民地,心里只想着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中国人臣服。
韩山文本来大有可能没没无闻度过一生,因为他最自豪的成就,在小小的新教传教士圈子以外没人看在眼里。他是他那一代最早勇闯中国乡间的欧洲人之一。他离开较安全的香港,到中国商港广州之外,珠江更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处的一个村子传教(但后来基于健康考虑,他还是回到香港殖民地)。他也是第一个学会客家话的欧洲人。客家人是吉普赛似的少数族群,在华南人数颇多。若非一八五二年晚春某日,有位因他而皈依天主的乡下人带了一个客人来找他,他这一切努力大概得不到世人多大重视。那是个矮小圆脸的客家人,名叫洪仁玕,有着一段精采的人生经历要说。
韩山文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这个客家人最让他奇怪的地方,是他似乎已非常了解上帝和耶稣,尽管他来自的地方离香港传教士狭小的活动范围很远。韩山文带着好奇,听洪仁玕讲述使他踏上香港的众多机缘,听得一头雾水。他说到异梦和战斗,说到由信徒组成的军队和礼拜会,说到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他被清朝特务追捕,易名到处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他曾遭绑架,然后逃脱,曾在森林里住了四天,在山洞里住了六天。但这一切听来太光怪陆离,韩山文坦承:「我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洪仁玕说这些遭遇的用意,于是请洪仁玕写下来,洪仁玕照做,然后——韩山文原以为他会留下来受洗——没说什么就离去。韩山文把洪仁玕写下自身遭遇的那迭纸放进书桌抽屉,将心思摆在其他事情上。此后将近一年,他没把这些纸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倒在鲜血洪流中,韩山文才意会到洪仁玕粗略交待的那些怪事,意义超乎他想象。

* * *

韩山文跟香港及上海的其他移民,完全是透过零星含糊的传闻,得知中国境内情势日益动荡。从中国的政府报告,似乎看不出一八五○年代初期日益升高的混乱有什么模式,看不出存在什么原则或协力行动之处。中国乡间的地方暴乱和小股盗匪横行,始终是帝国当局的困扰,谈不上是新鲜事或值得一顾,尽管在鸦片战争后这几年,这类事的确变多了。深入中国内陆的本国旅人和见不得光的天主教传教士,说起他们听到的传言:有个更大的运动团体出现,那个团体由名叫「天德」的人领导。但许多传闻说那人已经死在官兵手里,或说根本没那个人。在没有明确消息下,沿海港口的洋人对这类事情不大关心,只担心土匪使茶叶和丝的生产停摆。
但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的陷落,把一场庞大内战直推到上海租界的大门前。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距更上游的南京只约三百公里。五十万名自称太平天国的叛军,从华中搭乘大批征来的船,浩浩荡荡涌向南京,所过之处,城市变成空城,政府防御工事变成废物。情势非常清楚,这不只是土匪作乱。上海人心惶惶。与南京的直接通讯断绝,情况浑沌不明(美国汽轮萨斯魁哈纳号﹝Susquehanna﹞想溯江而上到南京查个清楚,结果搁浅在路上)。谣传叛乱分子接下来会进军上海攻打洋人,上海县城里的本国居民把门窗封死,收拾家具,搭上河船或逃到乡间避难。洋人仓促着手防御,临时找来一批志愿者组成防守队守城墙,并备好几艘船,打算情势不妙就上船离开——两艘英国汽轮和一艘双桅横帆战船,还有供法国人与美国人搭乘的汽轮各一艘。
但太平军到南京就停住,至少目前是如此。太平军并未进军上海,上海警戒解除。叛军把矛头朝北,指向满清都城北京,以南京为作战基地,掘壕固守,准备打一场漫长且惨烈的战役。他们把南京改名「天京」,天京距上海不近又不远,令上海洋人想一探究竟。一八五三年四月下旬,就有艘英国船排除万难抵达南京,但带回来的南京动态消息却相互矛盾。最明确的看法出自英国全权代表之口,他宣称太平天国拥有由「迷信与胡说八道」构成的意识形态。那些去过的人对叛军的出身一无所悉。
尽管欠缺明确的讯息,有关中国内战的第一手陈述还是从上海和香港往外传,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欧洲刚在五年前经历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变,中国的动乱似乎与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悲惨的中国人民,遭满人主子欺压,如今终于挺身要求改变。《经济学人》称那是「与最近欧洲所遭遇者类似的社会变动或动乱」,说「亚、欧同时发生类似的骚乱,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地球另一端的帝国如今和西方的经济及政治制度有了连结。
一八五三年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伦敦通讯记者,正埋头理清他对资本主义之看法的马克思,也认为中国这场叛乱表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称它是英国在最近的鸦片战争中强迫中国开港通商的最终结果。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所正发生的事,不只是叛乱或数场暴动的合流,而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那革命表明工业世界的息息相关。他甚至主张,正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西方的未来:「欧洲人民的下一场暴动,他们争取共和自由与管控政府的下一个作为,其成败或许较可能取决于目前在天朝上国——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国度——所发生的事,而较不可能取决于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大业。」
诚如他所说明的,中国这场动乱肇因于鸦片贸易;十年前英国用战船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从中削弱了中国人对其统治王朝的「盲目相信」。他深信,与外面世界接触将摧毁旧秩序,因为「腐烂必然随之发生,就像任何细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与室外空气接触,就必会腐烂一样。」但受清朝腐烂影响者,不会只有中国自己。在他看来,整个太平革命是英国所造成,而英国海外作为的影响,如今将回传到国内:他写道,「不确定的是那场革命最终会如何反作用在英格兰身上,且透过英格兰反作用在欧洲身上。」
马克思预测,中国市场落入太平革命团体之手,将削弱英国的棉花与羊毛出口。在动乱的中国,商人将只接受用金银条块换取他们的商品,从而使英国的贵金属存量愈来愈少。更糟糕的是,这场革命将切断英国的茶叶进口来源,大部分英国人所嗜饮的茶叶,在英格兰的价格将暴涨,同时,西欧境内的农作物欠收看来很可能使粮价飙涨,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制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国经济所倚赖的整个制造业。最后,马克思断言,「或许可以笃定的说,这场中国革命会将火星掷入现今工业体系已然过载的矿场,使酝酿已久的大危机爆开,然后在往国外扩散之后,紧接着欧陆会爆发政治革命。」
如果说马克思一心想让《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读者相信,这场中国内战是与欧洲境内的运动类似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革命运动,那么美国南方奴隶港纽奥良的《每日一铜币报》(Daily Picayune)的主编则从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诚如这些主编所认为,这是场种族战争,中国是剧变中的奴隶国。他们解释道,太平军发迹于广西和广东这两个南部省分,两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国原始种族」。相对的,北方的满人是「中国的统治种族」,自两百年前入主中国之后,「中国一直被其主子当成受征服国家来统治」。他们解释道,两个种族从未混合,然后,与他们的美国南方观点——以奴隶为基础的和谐社会观——相一致的,该报表示,在中国,「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数百万人,以足堪表率的温柔敦厚,接受他们主子的统治。」这个主奴和平共处的满汉国,唯一威胁其稳定者是这些不愿接受宰制的华南「原始」人。于是,太平叛乱与美国黑奴的暴动,有了令人神伤的相似之处。
伦敦《泰晤士报》最有先见之明,立即抓住问题核心,探讨英国是否该派海军投入这场中国内战,以及如果这么做,该站在哪一边。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不久,《泰晤士报》某篇社论指出,太平天国似乎所向披靡,「据各种可计算的机率,他们会推翻中国政府。」《泰晤士报》还转载了上海某报的一篇报导,问道「换人当家作主」是否是大部分中国人所想要,并表示太平天国虽然在华北不大受喜爱,却代表了一股汉人所乐见的改变力量,「认为不该再忍受官员横征暴敛和压迫的心态,似乎在全国各地都愈来愈浓。」到了夏末,《泰晤士报》直截了当宣告,中国这场叛乱「就各方面来看,都是世人所见过最大的革命」。
但叛军本身却是个谜。《泰晤士报》读者会轻易断言,太平天国得到汉人的支持——至少得到勉强的支持——准备推翻满人,开启新政。但该报主编也就英国的无知发出告诫之意。「关于叛乱的源起或目标,我们没有具体的讯息,」他们写道。「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可能在内战中遭推翻,但就只知道如此。」他们忧心英国不够了解叛军的本质或意识形态,而无法决定该不该予以支持或鼓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断定我们的利益或职责该落在哪一边——这场叛乱有正当理由或无正当理由,前途看好或不看好;民心向背如何,或它的成功会促成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往好或往坏的方向改变,或是否会促成改变。」但事实表明,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叛乱的根源、太平天国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的信念为何——答案将在香港寻得。答案就潦草写在几张纸上,而那些纸就塞在韩山文书桌的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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