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秋》导读

太平天国研究的中西鸿沟

史蒂芬.普拉特的《太平天国之秋》,值得中国学者借鉴者有二大端:思想灵活,文笔优美。

目前共同主宰着中国史学界者,有两种指导思想:实证史观的研究方法及学院派的文风。持实证史观者认为:治史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发展到极端就变成没思想的纯考证,以至思想僵化到连最明显的道理也不敢说,甚至反对别人说出来。学院派的文风不苟言笑,行文严谨。发展到极端,作品就变成干巴巴的,读来枯燥得让人要哭。两者加在一起,就把作品与广大读者远远隔离开来,害得它可望而不可及,牺牲了文以载道的功能,只留待小圈子的文人自遣无聊而已。

 

太平天国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

蒋中正时代的史学名家简又文先生,毕生从事太平天国研究,其一套三册的洋洋巨著《太平天国全史》,及同样是一套三册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皆其代表作,并分别蒙胡适、董作宾等先生题词,以壮声威。他集大成而用英语写成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更由著名的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简又文先生感动之余,把其毕生搜集到的太平天国史料、文物等,捐献给耶鲁大学珍藏。此外,郭廷以先生编着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同样是研究太平天国不容或缺的典籍。

毛泽东执掌政权以后,顷全国之力替中国近代史各大事件编辑了大型的《中国近代史数据丛刊》。首先推出的正是《太平天国》,一九五二年面世,共八册;二○○四年再推出续编,共十册。考证方面,有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料辨伪考》(一九五五年)、《太平天国史事考》(一九五五年)《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九五六年)、《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一九五五年)、《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一九五八年)、《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一九八一年重印)等。专著方面,有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下编共五册(一九八二年),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一九八四年),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一九八四年),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九八五年)等。当然,还有位于太平天国发源地广西的人民出版社,奋力组织全国专家撰写的一套大型写作计划:《太平天国丛书》,书名分别为太平天国的《地主阶级》(一九九一年),《地理志》(一九九一年)、《经济史》(一九九一年)、《开国史》(一九九二年)、《与列强》(一九九二年)、《避讳》(一九九三年)、《军事史》(一九九四年)、《经籍志》(一九九三年)、《综论》(一九九三年)、《政权建设》(一九九五年)、《刑法、历法》(一九九三年)等。位于前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也不甘后人,独力编辑了一套两巨册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九七九年)。北京中华书局更慨然负责出版《太平天国学刊》,便利广大专家投稿
。笔者手头就有五辑,平均每辑五百页……有关太平天国各式各样的书籍,堪称汗牛充栋。

耶鲁大学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著名的讲座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先生,
近水楼台,率先充分利用了简又文先生所捐献给该校的史料、文物。进而深入档案钻研,又通读大量的现成著作;更亲自到金田等地做实地调查。最后用其生花妙笔,以英语写就其不朽名著《上帝的中国儿子》。

史蒂芬.普拉特师承史景迁先生的优秀史学传统。加上念大学本科时主修英语,又于毕业后曾因缘际会,到过平定太平天国的名将曾国藩的老乡湖南待了两年。故能驾轻就熟,像乃师一样,既采取动人的文学风格,用生动翔实的手法,把枯燥乏味的史料用怡人的语言奉献给读者;又由于做过实地调查,因此故事由他娓娓道来,倍感亲切。当然,要成为历史名著,光靠优美的文笔、档案钻研与实地调查,仍然是不足的。关键是,还必须有丰富的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正如牛津大学前钦定皇家近代史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修 . 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
)所说:没有想象力的人不配治史
。为什么?

曾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的陈寅恪先生,把历史想象的治史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

普拉特运用这种历史想象,从美国历史的角度宏观地察看太平天国及当时的世界局势,成果非同凡响。他写道:「一八六一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有所行动,从而使美国内战从旁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结局。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市场,为了解英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角色,我们得记住,英国面临了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得想办法恢复其中一个的秩序,……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却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事后英国首相会把介入中国一事,当作英国为何得以在不干预美国内战下仍能熬过经济崩溃的原因。或者换句话说,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
到目前为止,两岸三地还没有一位学者能写出这样的洞识。

笔者得卫城出版邀请,从「国际关系的格局观照英国当时角色」。 故不揣冒昧,藉先后研究并写成拙著《两广总督叶名琛》、《中英关系,一八三九-一八六○》、《鸩梦》、《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所得,  扩大普拉特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此问题。准此,当时的美国,国力远远不是今天之雄霸全球。当时雄霸全球者,乃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而支撑着这超级大帝国的支柱,正是其全球性的贸易网。这贸易网当中重要的一环,也正是普拉特所说的美国棉花,它替英国工业革命之中流砥柱--棉纺业,提供了原料。虽然当时英国已经在印度开拓了殖民地,而印度又盛产棉花。可惜印棉纤维太短,只宜手纺而不能机纺,一机纺棉纱就断。结果,英国必须高价向其前殖民地之美国购买全世界纤维最长的优质棉花。

 

英国人凭什么取得大量的美国棉花?凭一纸汇票。

美国人把售卖棉花而得来的英国汇票,兑换后到中国去购买茶叶,并开出自己的汇票付款。中国人把售卖茶叶后取得的美商汇票,兑换后用来购买英商的鸦片。英商把售卖鸦片所得,向华商购买茶叶运回英国售卖,所值远远超过本来用以购买美国棉花所开出的汇票。于是英商把所得的多余白银从中国运走,造成中国白银严重短缺。当时中国老百姓缴税必须用白银,但日常使用的却是铜币。缴税时用铜币换白银,但由于白银外流而奇缺,一年递一年必须用愈来愈多的铜币才能购得足够的白银缴税!无疑赋税倍增!民不聊生。而且,白银严重短缺又导致通货膨胀,民众受不了,直接引起太平天国的爆发。

重要的是,英国人不用花一毛钱,就从美国取得其工业革命最需要的原材料--上好的美国棉花。因为,英国售卖给中国的鸦片,在其印度殖民地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榨取农民的劳动力,故成本几乎等于零。笔者做过比较,种植和制造鸦片的成本,比把海水引进低洼地带晒干成盐的成本还要低!

英商把中国茶叶运回英国售卖,结果彻底改变了英国上下人等的饮喝习惯:他们深深地爱上了热茶,以其具有取暖及调剂精神等功能也。中国茶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必需品,至今如此。准此,英国政府向茶叶征收一○○%的进口税。每年所得,几乎足以支付那强大的、替英国打天下守天下的皇家舰队(Royal Navy)的开支。所以,对英国政府来说,维护中国茶叶出口供应稳定,对英国无比重要。若中国由于内乱而减少甚至停止出口茶叶,一直不断运转的英国全球经济网当中最重要的英、美、中(包括印度)这个经济圈就会停顿下来,以至整个网也要塌下,大英帝国也会散架。例如,光是在英国本土,没钱买美国棉花,工厂就倒闭,失业大军会冲击政府。没钱对付海军开支,军舰就停驶,整个大英帝国就瘫痪,散兵游勇同样会冲击政府。所以对英国政府来说,中国比美国重要得多。至于干预美国内战,会有甚么好处?无论南北谁胜谁负,美国人还是要卖棉花的。这与干预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维持茶叶出口稳定,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太平天国早在一八五三年已经定都南京,而长江中下游正是盛产茶叶的地方。故太平天国早已干扰了茶叶的正常出口,英国为何迟到一八六○年才帮助清廷对付太平军?因为英国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待等到一八六○年把清廷打败,并在北京强迫其签订城下之盟后,才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英国此举是一矢双鵰:既消灭太平军这股长期干扰茶叶出口的势力,又稳定清朝政权以便自己继续发大财,可谓聪明绝顶。

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事前通过谈判来迫使清廷取消厘金的尝试,彻底失败了。事缘太平军兴,清廷早已国库空虚,无力应付。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后称湘军)对付太平军,同时在湖南各地开设关卡抽厘,以支付军费。结果李鸿章又依样葫芦在安徽设卡抽厘办团练(后称淮军)。从此茶叶由出产地运到上海外销,沿途被抽厘无数,茶叶成本大涨,直接影响其在英国的售价,严重伤害英国上下人等的生计!故那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是非打不可的。待英国打败清军,并强迫清廷容许英商在茶叶原产地采购后,于运往出口港时免被抽厘,就保护了英国人的生计,保障了英国的经济!谁会想到,在中国并不如何惊天动地的厘金,在国际局势中竟然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如此种种,均详见拙著《鸩梦》。

笔者称二次鸦片战争为准世界大战,理由之一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英、美、法、俄--都牵涉进去了,并采取不同形式从中国掠夺了重大利益。唯一没有染指的大国是奥匈帝国,因为它没有海军,又无法从陆路远征。其实俄国的海军也鞭长莫及,但它在中国东北的边疆驻扎重兵,并趁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时,挥兵进入中国东北并予以占据,做为榨取利益的重要筹码。之不能称之为世界大战的理由之一,是世界大战一般是由多国各自组成两大阵营厮杀,但当时中国是孤零零地奋力抵抗外来侵略,以致单方面受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笔者之所以能够从太平天国运动当中抽厘这微观研究,发展到放眼世界,关键在于搜集到大量坚实史料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历史想象,把具体的微观实例连系到当时的世界大势。反观中国蒋中正时代,毛泽东时代,以及一直延续至今的实证观历史研究方法,由于坚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结果老是在史料上原地踏步,无法像《太平天国之秋》那样,脱颖而出。

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本身,也是由英国之推动其全球经济网所引起的。自从英国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而热茶又成为英国上下热爱的饮品之后,英国就决意打破当时清朝政府把所有对外通商限制于广州的政策。又由于当时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盛行,并率先废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的专利,故随而矢志摧毁清朝在广州执行专利的行商制度。更重要的是,英国要强迫清朝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便扩大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于是终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开辟了本来是一座小渔村的上海为通商港,从此在长江流域盛产的茶叶,可以顺流而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运到上海出口。比起过去必须翻山越岭地运到珠江流域的广州出口,成本锐减何止千倍!英国人喜出望外,但由此却替广东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失业大军--那些肩挑背负茶叶翻山越岭的运输工人,又肩挑背负洋货回长江流域的运输工人,大部分失去生计;沿途的服务行业,纷纷倒闭。笔者曾多次亲自翻越那分开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崇山峻岭--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湘粤边界的金鸡岭。神游冥想当时庞大的失业队伍之苦况,深切体会到为何他们走投无路之余,最后纷纷参加太平军及广东红兵了!准此,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正是导致太平天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曾国藩、李鸿章等,先后抽厘办湘军、淮军以镇压太平军,又正是导致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三者之间的连锁反应,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当然也与后来孙中山之决定投身革命,同样有着直接的关系:孙中山从老家翠亨村以南的金槟榔山顶,以北的犁头尖山山腰,就能清楚看到鸦片烟船云集的金星门!太平天国老兵冯观爽又经常向童年的孙中山说洪杨造反的故事。如此种种的内外互动的关系、一环接一环的连锁反应,正是专治内政史诸如太平天国,或专治外交史诸如鸦片战争,或专治人物传记诸如孙中山,而不及其余者,对其研究专题的理解,就只可能是片面的。

《太平天国之秋》另一个不同于海峡两岸学术界的视角,是其认为太平天国乃一场内战,此说不同于台湾的教科书称为「太平天国之乱」,又说GC中国视之为革命或农民起义。容笔者对这三种视角略做分析比较。

先谈台湾教科书的「太平天国之乱」。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很长时间没有从革命党的心态转换成执政党的风格,以致其治下之史家仍然歌颂太平天国。国府迁台已经超过一甲子了,国民党也早已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台湾史家治史之出发点也相应地改变了,再也不能赞扬造反的人了,否则是自寻烦恼。难怪台湾的教科书冠以「太平天国之乱」。

次谈普拉特自己所称之「内战」(civil war)。按国际法,若某国之内的某种势力用武装对抗政府,而其他国家公认其为交战的一方(belligerent party),这样的战争才能称之为内战。这就是为什么,一八九五年孙中山领导乙未广州起义前夕,委托香港《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homas H. Reid)起草宣言;并恭请其恩师、香港大律师何启先生等修订,以便届时通告各国,要求他们承认起义军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即belligerent party。这也是为什么,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等人立即努力争取列强承认革命派为交战的一方。太平军虽然建都天京多年,但当时列强长期没有承认其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内战之名不正,害得普拉特之言也不顺了。但这只是小瑕疵,不影响其大作的优越性。又按照国际惯例,若造反成功,则称之为革命(revolution; 若失败,则只能贬之为叛变(revolt)。这与中国之「成王败寇」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国民党史家简又文先生坚称太平天国是革命,耶鲁大学出版社不同意,折衷办法就协议英文书名采取革命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之词。以此类推,The Communist Party的史家称太平天国为革命,同样不符合国际惯例。

三谈中共史家称之为革命或农民起义的根据。毛泽东以领导农民起义崛起,所以在他夺取中国政权之后,大陆掌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就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研究轰动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更强调不断革命,企图藉此永远焕发国人的革命精神。就是说,虽然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六年共执政二十八个寒暑,他所领导的The Communist Party还没有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谚云:「马上得之,焉能马上治之?」
结果毛泽东把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而庞大的太平天国研究队伍,也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而无法写出一本足以媲美《太平天国之秋》的书。

其实,年轻时代的毛泽东是非常仰慕那位曾经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之湖南老乡曾国藩的。他曾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只是由于毛泽东后来从事革命,才改变初衷,以致大约十年之后,他转(车太)写道:「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真是见仁见智!再到了后来毛泽东强调不断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部奉命行事,结果就出现上述大量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共产党的行事方式慢慢地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也愈来愈讨厌人民造反。这就难怪普拉特近期访华时发觉,曾被数代中国人痛骂为汉奸的曾国藩, 竟然变成「今日中国境内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之一,在任何机场书店里都陈列了数十本有关他生平与书信的书籍。拙著则是八十多年来试图重现他生平的第一本英语作品。」

 

数代曾痛骂曾国藩为汉奸的中国人,当然包括蒋中正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把太平天国之反清与孙中山中山先生之反清相提并论,并由此而一口咬定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来自洪杨。例如简又文先生,就坚称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太平天国反清的延续,是自然而然的一脉相承,没丝毫间断。中共的史家更绘形绘声地说,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有位曾经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名字叫冯观爽。他经常坐在孙中山家前的大树下乘凉,并因而常常对孙中山讲述太平国的故事。又说孙中山非常爱听冯观爽所讲的故事,而愈听愈敬慕洪秀全,
结果自己也决定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如此这般,国共双方的史家都把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那极其漫长、复杂、反复的心理历程,简单化、绝对化了。小孩子听了故事就造反?笔者充分肯定洪杨故事曾在孙中山的幼小心灵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盖孙中山曾亲身经历过苛政猛于虎,故对于洪杨之奋起反抗,是由衷佩服的。但由此而说一个不到十岁的孩童就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既言之过早也言过其实。小孩子不会成长的吗?思想不会成熟的吗?思维不会愈来愈复杂吗?成长以后他会懂得,造反是杀头的事儿,是诛九族的事儿,可不是儿戏。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本人是怎样说的?

 

宫崎:「先生,中国革命思想胚胎于何时?」

孙:「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

 

窃以为孙中山所言不虚,并谨举下列两个实例以证明之。又藉此等实例,进一步阐明历史想象,乃治史不容或缺之方法:

实例之一,是孙中山自言其一八七九年乘坐火轮船前往檀香山时,在该船上产生了强大的慕西学之心。窃以为西学泛指西方文化,但具体是哪国文化?德国?法国?俄国?英国?美国?笔者经过多年钻研,终于证实了孙中山所乘坐的火轮船,乃英国人所制造并经营之船;船长、水手、设备等等,全部是英国的。孙中山所赞叹的船粱,是英国人制造的。孙中山所惊叹的、推动该船乘风破浪前进的机器,是英国人发明的。孙中山所惊骇的海葬水手礼仪,同样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该船的每一寸甲板,每一口钉,都是英国人的工艺。于是笔者进一步收窄孙中山所言西学之范围,证明具体所指乃英学。孙中山所仰慕的,正是当时雄霸全球、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当然更不是澳门大学霍启昌教授所坚称的、当时已日暮西山的澳葡文化。孙中山热切盼望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列强等诸如英国之欺负,就必须从事改变中国的工作。如此这般,笔者把孙中山这次旅行小节及其由此而爆发的思想感情,运用历史想象,马上就能感觉到它是诱发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个强大因素。

实例之二,是笔者发现,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年间,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期间,大考时有下列这么一道汉译英的考试题目:「水为朝夕烹饪之需必求清洁方合饮食之宜乡村近山之地水多不洁饮之辙易生病此其故亦缘中国以近山附郭之区为坟墓所在掩埋浅薄猝遇暴雨冲刷綦多积尸秽水不免混注于溪涧之中人所食之疠疾遂起。」这个发现,非同小可。笔者连忙再次赶往翠亨村实地调查,考察孙中山童年汲水回家饮用的山水井。结果发觉该井就在金槟榔山的山脚,且赫然看到山上有多穴坟墓。后来杨鹤龄去世,竟然也葬在这山水井之上的金槟榔山山腰。当孙中山读到上述引文,突然想起他多年以来从金槟榔山山脚的水井中挑回家饮用的山水,原来渗有死尸水!心里会怎么想?接下来会产生怎么样的情绪?他愤怒地对翠亨村的同乡说:「天子替你们在这翠亨村干了甚么事呢?没有!」怎可以把翠亨村的污水怪罪于远在北京的皇帝?因为孙中山在香港所喝的干净水来自水塘,而水塘是以英女王的名义修建的。此王与彼皇相比较,犹如天渊之别!把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细节,甫一运用历史想象,马上能感觉到它诱发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巨大威力,不待太平老兵藉洪杨说教也。

诸如此类的实例,在孙中山前半生近乎三十年的光景慢慢堆积如山--别忘记,孙中山发动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广州起义时,已经快三十岁了,三十而立!而且,在这近乎三十个寒暑当中,他有非比寻常的亲身经历:翠亨村、檀香山、翠亨村、香港、广州、香港、澳门、石歧、广州、檀香山、香港、广州等地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价值观的生活。他的革命意向,几经波折,既复杂又反复。他也曾竭力呼吁和平改革,并专程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结果失败。哪怕孙中山因此而义无反顾地立志革命,并采取实际行动,专程赴檀香山动员他的老同学等共同组织兴中会。但是,若当时清军不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兵败如山倒,国家可能毁于旦夕;而是倒过来打得日本打败,让中国人吐气扬眉,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可能马上就软下来,他的同侪会更是如此。

笔者列举上述两个有关孙中山的实例,目的除了提出在坚实丰厚的证据基础上做历史想象是治史的合理方法以外,还在于藉它们来强调普拉特的《太平天国之秋》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洪仁玕的新政研究。革命所为何事?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从事革命,最终目标是促使中国现代化,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并使中国强大起来,再不受列强欺负。洪仁玕的新政,也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先谈孙中山。他在夏威夷受过三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所办意奥兰尼(Iolani)学校的正规教育(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半年美国基督教纲纪慎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所办欧胡(Oahu)书院的正规教育(一八八三上半年),再在香港接受了半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的正规教育。在理论上对基督教心悦诚服之余,才于一八八四年接受了喜嘉理(Charles Robert Hager)牧师之施洗,成为基督徒。让他心悦诚服的理论基础,是他发觉基督教的教义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来满足人类对现代化如饥似渴的要求。反观中国的儒家佛家和道家,把中国捆绑了两千多年,令中国一直裹足不前。若中国人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文化,用什么做为根基才会受到世人尊敬?
他愈来愈觉得基督教那种忘我奉献的精神可取,不是取其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取其实用价值以促使中国现代化。

由此转入普拉特笔下的洪仁玕。一八五二年洪仁玕到香港,认识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韩山文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让他感到最奇怪者,乃洪仁玕似乎已经非常熟识上帝和耶稣。但听洪仁玕娓娓道来,却一头雾水:什么异梦和战斗,军队与礼拜会,清朝特务追捕,易名到处躲藏等等。无他,洪仁玕是洪秀全一八四三年创立的拜上帝会最先的信徒之一(另一人为冯云山)。同样的,洪仁玕也觉得与韩山文无法沟通,不吭一声就离去。

翌年韩山文到广东传教,洪仁玕再度找上门来。但此次两人却结成密友: 「一个是三十四岁的传教士,一个是三十一岁的难民。一八五三年九月洪仁玕终于在韩山文主持下受洗入教,然后随韩山文回香港。韩山文细心教导洪仁玕认识路德宗教义,打算把他培养成外国传教士的助手,最终则希望他把他们的基督教派带到南京的太平天国。」但洪仁玕心在天京,故一八五四年即赶往上海,欲赴天京,未果。在上海期间,他住在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墨海书馆。该馆是一八四三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艾约瑟(Joseph Edkins )等在上海创建的书馆,乃上海最早的一家现代出版社,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墨海书馆设有宿舍,洪仁玕投宿该馆时,麦都思和王韬都住在那里。洪仁玕与他们共处了半年之后,又回到香港,成为伦敦传道会传道人,并继续学习西方事物。

一八五八年六月,洪仁玕从香港出发,采陆路经广东、江西、安徽,于次年四月,辗转到达天京。洪秀全见面后得知洪仁玕曾学习西方文化,大喜,封为军师、干王,让他总理天国政事。洪仁玕即根据他在香港及上海多年所见所学的西方知识,提出《资政新篇》,做为太平天国长远发展的纲领。例如,在经济上要学习西方:兴商业,办银行,建设铁路、开矿、办邮政;而且还提出要有保护人身的司法制度、办报纸传递讯息、监督政府等等。外交上,放弃万方来朝的幻想,向西方开放,双方平等对待。

洪仁玕《资政新篇》有些改革,在比日后清廷的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更为全面及彻底。但当时太平天国处于长期战争状态,故一直未获实行,也一直遭到偏重革命心态的中国史家冷落。现在无论是The Communist Party还是国民党,都早已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但两岸史家似乎仍然未追上时代,反而被普拉特《太平天国之秋》迎头赶上。孙中山的《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所提出的改革与各项重大建设,当然比《资政新篇》更为先进,更为丰富,更切实际、更有长远眼光。但由于当时中国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也无法付诸实践,却由当今的中国政府逐步推行。例如,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与技术,建设全国的铁路网,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理想。此外,从华北之开拓渤海经济区、开发大西北;到华中的建筑长江大坝;再到华南的海南岛建省等等,无处不见到孙中山及其《实业计划》的影子。其实,从《资政新篇》到《实业计划》到当今中国政府的新政,自有其虚心学习西方强项的一脉相承。

若本导读能引起中国史学界同仁讨论,于愿足矣。总之,卫城出版史蒂芬.普拉特的《太平天国之秋》,便利中国学者借鉴其灵活的思想、优美的文笔,造福学林之处,功德无量。

 黄宇和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暨人文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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