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建成主持武德内政，实为唐初制度奠基者。 李渊称帝后，太子李建成长期留守长安，“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他在此期间推行《武德律》及均田令、租庸调制，“为大唐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陈寅恪亦指出，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其东宫所用王珪、魏徵，“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
二、李世民之文治，多属继承而非原创。 唐初典章制度，包括租庸调制的改革，实由李渊与李建成共同推动。李世民即位后完善三省六部、发展科举，确为有效治理，但制度框架的搭建之功不在其一人。毛泽东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就制度创设而言，自有其理。
三、均田制与府兵制的隐患，自高宗朝即已暴露。 府兵“兵农合一、轮番宿卫”，其经济基础全系于均田制。然“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终至“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被迫改行募兵。欧阳修早已指出，此制“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太宗不察。
四、制度性隐患未被贞观朝解决，终酿安史之乱。 李泌论府兵兴废时言：“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李世民时代未能（或无力）触及均田制内在的土地兼并矛盾，玄宗朝募兵制下边镇节度使坐大，外重内轻之格局遂成。
唐初文治之基，李建成有开创之功而史书掩之；李世民有巩固之效而原创有限。更关键的是，武德—贞观两朝共同依赖的均田—府兵体系，其结构性矛盾自高宗起便不可逆转地崩解，为安史之乱埋下了最深层的伏笔。
唐开国前后的关系是明显和秦汉前后关系不一样：
一、李建成时期的制度、政策创建与改革：初期于国确有积极效果的
二、李世民时期的“未改善”：民族安置是最典型的例证：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中出现了明确分歧：
主张分散安置的一派：魏徵、李百药、窦静等人认为应“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或“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于钳制”。魏徵更以西晋诸胡居内地、终致五胡乱华为鉴，警告“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心腹之疾，将为后患”。
李世民最终采纳的却是温彦博的方案：仿汉光武帝旧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将突厥降众安置于河南朔方之地，保留其部落组织和风俗，由本族酋长继续统领。用现代研究的话说，这等于“没有以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来对待东突厥”，允许其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怀柔与否，而在于怀柔的方式缺少分散化的制度设计。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由本族首领世袭担任，部落组织完整保留，一旦中央威慑力下降，这些保留完好的部落结构就会直接转化为离心力量。
三、隐患的爆发：从结社率到后突厥复国
李世民的安置方案很快遭到反噬。贞观十三年，原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阴谋刺杀太宗，率四十余人夜犯御营。事败后，朝臣纷纷上言“突厥留河南不便”，太宗不得不将降户迁回河北旧地。这已经是一次明确的警示信号，但根本性的部落组织问题并未解决。
到高宗时期，隐患全面爆发。调露元年（679年），单于都护府辖下的突厥阿史德等部反叛，“北方二十四州皆叛唐响应”。裴行俭以“许以不死”招降，但高宗却将突厥降将五十四人斩于东市，裴行俭悲叹“但恐杀降，无复来者”。果然，杀降次年，阿史那骨咄禄复叛，后突厥政权重新建立，成为高武时期最严重的边患。
四、症结所在：保留部落等于保留叛乱的骨架
这些都说明，在制度、政策层面，在李建成时期其实都是积极有效的政策。但是，太宗在后面继承和完善的过程，有点走偏了，前期参与制度制定的想魏征等人，意识到问题，提意见却不被采纳。这些可都是致命的大问题，这是这方面根本意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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