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58岁的苏轼要外放定州。他府里有个小史，叫高俅。字写得很漂亮，头脑也机灵，每天就跟着苏轼抄书、打理笔墨。苏轼写信，他磨墨，苏轼会客，他端茶。他话不多，可苏轼知道，这个人聪明。
如今苏轼要走了，可定州太苦，他不想带着他。不是高俅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好。可在自己身边抄一辈子文书，能有什么出息呢?
苏轼把高俅叫到跟前，说：我被外放定州，那是苦寒之地，你跟不跟我去?
高俅说：小的跟着大人。
苏轼摇摇头：你跟着我抄一辈子文书，能有什么出息?我给你寻个好去处。
高俅跪下了，苏轼把他扶起来说：别跪。你在我这儿，不用跪。
高俅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苏轼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下人，苏轼把他当人。
苏轼先写了一封荐信，把高俅推荐给曾布。曾布说手下吏员已满，不收。苏轼没有随便找个由头把高俅打发走，他又再三托付自己的好友王诜，才把高俅安排进了驸马府。他是真心惜才，不想这么个机灵人，跟自己去边塞熬没了前程。
高俅离开苏府那天，苏轼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说了一句：好好干。高俅点点头，转身走了。他走的时候不知道，这一别，就是他和苏轼的永别。他更不知道，苏轼替他弯了一次腰，求了两个人，费了两回劲，只为了给他寻一个好去处。
他只知道，苏学士对他有恩。
高俅进了驸马府，一次王诜派他给端王赵佶送礼物，正赶上端王在院里蹴鞠。球滚到他脚边，他顺势一脚，踢得又准又飘，端王一眼就看中了他，当即把人留在了身边。
没过多久，哲宗驾崩，端王登基，成了宋徽宗。跟着皇帝的人，自然青云直上。按宋朝祖制，武官需有边功方能升迁，徽宗便把他派去西北军中镀金。几年下来，高俅一路升到殿前都指挥使，手握京城禁军，成了徽宗跟前的红人。
可此时，朝堂却风云大变。
蔡京拜相，大肆清算元祐党禁，苏轼被列入奸党名录，名字刻上了党人碑，朝廷下令，党人子弟不得入京，不得出仕，天下焚毁苏轼的诗文，敢有私藏者同罪。
昔日苏轼的门生故吏遍天下，如今树倒猢狲散，人人避苏家如避瘟疫，生怕沾一点牵连，丢了官位，甚至丢了性命。
苏轼在海南遇赦北归，却病逝在常州。长子苏迈扶柩还乡，日子过得困顿不堪。后来苏家子弟但凡要进京办事，偌大个京城，竟没有一户敢开门收留。墙倒众人推，这是官场最寻常不过的道理。人人都在算：和苏家沾边，就是和蔡京作对，这代价，谁担得起?没人担得起，除了高俅。
高俅派人在城门口等着苏迈。苏迈一进城，就被人拦住，说太尉有请。苏迈愣住了，他不认识高俅，他只知道父亲生前提起过这个人，说他人聪明，可心不坏。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如今高俅是太尉，是权倾朝野的红人。他找自己做什么?
苏迈被带进太尉府。高俅在堂上看见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说了一句：住下吧，这里没人敢来。
手下人劝他：太尉，苏家是蔡相重点清算的人，您把他接进府里，一旦被蔡相知道……
高俅只淡淡一句：苏学士当年提携于我。
手下人急了：可蔡相那边……
高俅抬眼看他：蔡相那边，我自有说法。
他不是不忌惮蔡京，因为蔡京手上沾着不少党人的血。可他更知道，当年苏轼本可以带着他去定州，让他在边塞抄一辈子文书，却宁愿费两番周折，给他谋更好的前程。这份情，他得还。
蔡京很快就知道了，他亲自来找高俅。蔡京这个人，阴险狠辣，工于心计。他坐在高俅对面，端着茶，慢慢喝了一口，说：高太尉，苏家是元祐党人，朝廷明令禁止党人子弟入京。你把人留在你府里，是什么意思?
高俅说：相爷，苏学士已经死了。人死，则账消。
蔡京放下茶杯：可党人碑上刻得清清楚楚，人死了，罪还在。
高俅说：碑上刻的是苏学士。可苏迈是他儿子，不是他。
蔡京盯着他，眼神阴鸷：你非要护着?
高俅回视着他，不卑不亢：蔡相，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有时候记性太好。当年苏学士替我求过人，我忘不了。
蔡京没有再说话。他忌惮高俅手握禁军、深受徽宗宠信，没敢当场翻脸，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苏迈就这样在太尉府里住了下来。高俅给他钱粮，给他衣物，给他一切他需要的东西。苏家遇上婚丧大事，他就厚赠礼金，默默帮衬，从不对外宣扬。
苏轼的孙子苏符，按照党禁法令，他是不得参加科举的，高俅就暗中打通关节，嘱托考官关照苏符。这件事他做得极其隐秘，高俅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一个深夜，把一封信交给一个心腹，说：送去给考官，别让人看见。连苏符自己都不知道是谁在帮他。
高俅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没有说过“我在报恩”。他不需要苏家记得他，他只记得苏轼替他求过两次人，记
得苏轼没有把他当下人，记得苏轼跟他说“你在我这儿，不用跪”。
这些事，苏轼可能早就忘了。苏轼一辈子对很多人好过，对很多人弯过腰。他只是做了他觉得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就走了。
可高俅没有忘，他不但没有忘，还几乎用了一辈子来报答苏家两代人，他对苏家的庇护，长达二十年之久。
靖康初年，高俅病重。他躺在病床上，身边是几个亲兵，弥留之际他问了一句话：苏家的人……都安顿好了吗?
亲兵说：苏公子前几日还来过。
高俅点点头，然后闭上眼睛，说了一句谁也没听清的话。也许是“苏学士”,也许是别的什么。他死的时候，朝廷忙着应付金兵，忙着南迁，没人有空去在意一个失势太尉的死活。
只有苏迈，听到消息后，一身素衣，来到了太尉府的灵堂。
他跪在灵前，规规矩矩磕了三个头。他想起父亲生前跟他说过一句话：高俅这个人，聪明，可心不坏。那时候他还不懂，现在懂了。
后来施耐庵写《水浒传》,把高俅写成了一个奸臣。写他逼林冲、害宋江、把持朝政，是个无恶不作的奸臣。可施耐庵不知道，这个奸臣，在苏家落难的时候，伸过援手。
他不知道高俅在苏迈走投无路的时候，把他接进了太尉府。他不知道高俅顶着蔡京的压力，在御前替苏迈申辩。他不知道高俅暗中打通关节，让苏符得以应试。他不知道高俅从苏轼去世到靖康初年，二十多年间，始终没有断过对苏家的接济。
因为高俅做那些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让后人知道。他只是觉得，苏学士当年提携过我，我自己记着就行。
苏符后来官至礼部尚书。他有次路过汴梁，绕道去高俅的墓前烧一炷香。那座墓很普通，碑上的字已经被风雨侵蚀得褪色了。苏符站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他点了香，退后三步，鞠了一躬，然后弯腰，把香插在墓前的土里。
旁边有人问他：大人，这是谁?
苏符说：一个故人。
他没有多说什么,也没必要多说什么。
汴梁城的人都知道高俅，那个在《水浒传》里被写成奸臣的高俅，
那个把持朝政、无恶不作的高俅。
可苏符知道的是另一个高俅。那个在他父亲最落魄的时候，把他接进太尉府的高俅。那个在蔡京面前硬扛着不低头的高俅。那个每个月给他们送钱粮、从来不对外宣扬的高俅。
他不需要告诉别人，他自己记得就是。
这世间的人和事，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在大难临头时，一个个躲得比谁都远。反倒是这个被世人骂作奸佞的人，却守住了最朴素的四个字：知恩图报。
所以这世上最动人的报恩，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担当，不是位高权重时的酬谢，而是人人避之不及时，我还站在你这边。高台之上的称颂，未必是真，落魄之时的援手，才最金贵。
来自：张君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