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是“家奴”?原来不是那回事

自从1729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来,到1911年清亡前一年的“责任内阁”出现,近两百年的时间,军机处俨然已经成为了中晚期满清朝堂的权力核心所在。因而,军机大臣也被尊称为“枢臣”,而军机大臣兼殿阁大学士也就成为了朝堂中大家心照不宣的真宰相。然而,有人却认为军机大臣不过是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家奴”,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军机处设立之初,也许的确只是为了便于君主独裁。然而一生勤奋的雍正帝很快就发现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1729至1730年间,雍正帝写给正在西北用兵的将领岳钟琪的信中,面对岳钟琪在袭击准格尔的军事行动中的惨败,雍正帝痛心地写道:“诸凡出乎意外”、“朕诚慌诚恐,痛自省责,一一皆我君臣自取之咎。”因为命令是雍正帝直接下达给岳钟琪的,并没有(或者说极少)咨询相关人员,因而雍正帝除了骂一顿岳钟琪以外,也只能自咽苦果,承认这是他“自取之咎”。 不久后,军机“承旨”(协商)人员的名单就扩大了。两年后,军机处正式成为常设的挂牌机构,全权处理全国军政大事。

而乾隆帝上位以后,连皇帝直接批复臣子奏折的长篇指示(雍正帝特色)也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览”、“知道了”、“该部议奏”、“单并发”、“单留览”、“另有旨”等简短批示,并成为后世帝王的规范性操作,这就更加接近于曾经让相权极度膨胀的“票拟”制度了。

公元1861年9月,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的前夕,刚刚母凭子贵而成为“圣母皇太后”的慈禧,和以肃顺为代表的咸丰帝“顾命八大臣”集团,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权力冲突,可以说这是皇权和军机处权力对碰的一次极端化案例。这次碰撞,让年轻的慈禧太后目瞪口呆,而结果,是慈禧完败于肃顺领导的军机处手中。

事情发生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了一道奏折,请皇太后垂帘听政,正中意欲揽权的慈禧下怀,于是“交部议奏”,谁知竟引起了军机处肃顺等人的“痛驳”:

“(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何诚心!所奏尤不可行。”(《清史稿•恭亲王传》)

如此严厉的措辞,简直就是狠狠打了慈禧的脸。慈禧看到后勃然大怒,要求另行议奏,碰壁。留中不发,碰壁。因为肃顺等人直接“搁车”了,给你来个往后的奏折也一并不处理,看你怎么办!

面对来自军机处的大决裂,慈禧太后懵逼了好一阵子。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以退为进,钤印同意了明发那封措辞严厉的批驳。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不过,不久后,他们就都死在了慈禧的刀下。

总理衙门大臣成林(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中)、宝鋆(右)

取而代之的是以恭亲王奕訢、文祥、宝鋆等为核心的军机处,这也是一届比较强势的军机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君主错误行为的作用。比如说慈禧一直念念不忘的修园子,在恭王的任期内,就是一件极难推进的事。甚至在同治帝强烈要求,以“尽撤全班军机大臣”为要挟的情况下,军机处依然结结实实地给怼了回去。

正如白彬菊教授在《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说的那样:“事实上,统治太重要了,不能留给最高统治者。”军机处许多时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使用的办法,除了和皇帝达成不“独治”的共识外,在解释那些简短模糊的朱批上,在提供决策的建议上,在信息反馈上,军机处都保留了很大的一块余地。实际上,很多时候,“做出决定的不是君王,而是这些提建议的人”。

面对这些抱成一团“提建议的人”,甚至皇帝们有时候也是要头皮发麻的。因为无论他们提出了什么建议,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这背后都代表了一种一致的声音。无论如何,将自己置于军机大臣们的对立面,是件十分不明智的事情。于是,很多皇帝拍脑袋决定的事情就这样被成功阻止了,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收回原来那些不成熟的“君命”。

雍正帝当年设立军机处的目的,本来确实是要集权力于自身。不过很快,天平就滑向了另一端,一直到君主立宪(光绪的“戊戌变法”和慈禧的“预备立宪”)的边缘又猝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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