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及其所改变的

作者: 李静睿
        我妈妈是个工人，以前在当地最大的印刷厂里开印刷机。这曾经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老是听她说厂里又有谁半夜打盹被切断手指，但过了几天，若无其事包着纱布又来了，每个月可以多五块钱补贴，断个手指是不妨碍开机器的，于是继续开，断指的地方后来会长一层蒙蒙的皮，除了陡然短了一截以及没有指甲，其实没什么区别，但每次看到，我还是会忽然打一个冷战。
        妈妈年轻时长得美，手指尤其美，没有金戒指戴，就套了个假玛瑙的，她怕戴不了戒指，每次上夜班都撑大眼，回到家里反而累得睡不着。最开始每个月挣三十几块钱，算不少了，比爸爸要高，而且国企工人有一种莫名自豪，她带我去厂里洗澡，一屋子的裸体女人，欢天喜地地在呼啦啦的水龙头下洗衣服，洗完之后她穿上蓝色的工作服，戴上帽子上班去。她忙得不可开交，当上了个小组长就殚精竭虑要提高印刷效率，就像真的是个日理万机的女强人。她没有时间帮我扎辫子，这直接造就了爸爸的手艺，很多年之后，他还可以把我的头发分成四股，编成漂亮的麻花辫。唯一的遗憾是，虽然当了很多年的团支书，我妈却一直不是党员，因为嫁了个反革命分子，远远不如她成分单纯，地位高贵。
        她的工资也年年涨，在一直三班倒以及长期加班的情况下，在90年代中期达到过顶峰：差一点三百块。她买了很多个金戒指，统统戴到手上，冬天穿紧身牛仔裤配黑色呢大衣，牛仔裤只有一尺八的腰，乌黑的头发挽了个髻，黑色高领毛衣上是黄澄澄的金项链，下雨的时候她来学校给我送伞，我的同学无限艳羡，有个漂亮妈妈永远是让人骄傲的。
        但是后来她下岗了，记不清是在哪一年，总之她还不到四十，走出去还是个公认的美人。她领了很长时间的下岗补贴，一个月一百块钱，还得坐很久的公交车去厂里，一张红色的钱亲自交到手里，过年的时候发五十块，又是坐很久公交车去领，我妈不嫌麻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工资卡，她对存折有一种狂热的爱好，即使有些存折上只有十块钱，所有存折都整整齐齐放在一个装过糖果的铁盒里，藏铁盒的地方神秘莫测，只有我妈才搞得清楚行踪。
        她陆陆续续做过一些工作，从在民营印刷厂开机器到帮人拉赞助，在这些工作都失败之后，她火速胖了，从一个窈窕美人变成一个腰上全是赘肉的中年妇女，当年前途无量的小组长，开始学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经常钻研新菜，花了十个月绣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十字绣，现在挂在我家客厅里，每个看过的人都啧啧称叹，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从十字绣中，获得了人生应有的成就感。
        因为爸爸一直在体制内工作，我们家没有过真正的困难，在短暂的经济紧张期之后，他们很快换了房子，后来又买了车，今年春节，四川有十七八度，但妈妈买了一件貂皮大衣，我们开车去乐山玩，她穿着貂爬山和拍照，看起来愉快、幸福，毫无阴影。但下岗这件事其实永远改变了她，为了让她对生活更觉安全，家里把房子和存款都放在她的名下，在我卖掉自己的房子结婚时，她表现得极为不安，反复询问我对方房产证上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字，后来我又辞职写作，她理智上明白我在做什么，有时候却会突然叹口气，说：读了这么多书，最后还是在家里煮饭。
        我对这些事一点都不担心，每天高高兴兴做饭，有时候甚至憧憬婚姻失败，这样就可以洗掉现有的人生，重新开始。这大概因为我有一种盲目自信，自信我有不可能被夺走的东西，妈妈却被夺走太多，我理解她的焦虑，却愤怒于她对自己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生毫无知觉。我中学闺蜜的父母都在盐厂工作，双双下岗，这让他们家在高中时还没有买冰箱，最窘迫的时候，她能吃到的唯一一种荤菜，是一块钱一条的白鲢，‌‌“我爸做得很好的‌‌”，她对我说。后来她读了北大，成为法官，在北京郊区买了两套房，但她还跟我说，妈妈永远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了，有一次他们打车，上车后发现忘带东西，她就又回去拿了一下，因为这多等出来的三块钱，她的妈妈歇斯底里，哭了一场。
        体制作恶就是如此，一代人一代人地受害，受害者们看到同伴太多，会误以为这仅仅是因为命运。妈妈下岗后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和社会位置，那五万名武钢被‌‌“分流‌‌”的工人也不会更加幸运，而这是他们自己的错，上一届人民不行，这一届依然如此，这个国家的人民，永远不行。

下面是几年前写的长文《小城》，我选了写下岗的两章。
        1995年以后，小城里似乎每一个工人都下了岗。贡井盐厂的，新华印刷厂的，镀锌铁丝厂的，地砖厂的，干面厂的。每个单位都据说‌‌“搞不起走‌‌”，我曾经对这个词充满疑惑，盐帮菜出了名咸，火锅蘸碟里都要再撒上调味盐，电影院那条街上一排卖肥肠面鸡杂面早上永远没有座位，小城吃了这么多的面，从早饭一直吃到宵夜，我一顿只能吃二两，但是干活的人能吃下两个三两，为什么贡井盐厂和桥头那家干面厂还是‌‌“搞不起走‌‌”？
        原因始终不明，但我从此活在下岗工人的汪洋大海里，大海由我的妈妈，我的姨妈姑妈，还不止一个姨妈，我的姨爹我的堂姐，我最好朋友的父母……悲悲切切地组成，每一滴水都苦得让人心悸。1995年堂姐刚好二十岁，技校毕业两年，她本来可以读高中，但她考了前三名，技校说能免三年学费，又保证分配到镀锌铁丝厂，一辈子都在镀锌铁丝厂当工人的父母很心动，她也就去了，从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变成一个把大辫子盘起来塞进蓝色工作帽里的车工。她总是用车床车点小东西送我，一个葫芦或者两颗子弹，纯钢锃亮，永远不会生锈，我们都以为生活会这样永远下去，但永远只是一个幻觉。
        在家家户户都没有热水器的时候，她带我去厂里的浴室洗澡，所有女人都赤身裸体在里面洗衣服，我见识了这么多下垂的乳房和褐色乳头，她们设备精良地带着搓衣板，水龙头从来没有关过，公家的水嘛，人人都这么说。为了多用点公家的水，我们一直要洗到皮肤泛白发皱，走出浴室时一阵眩晕，还好早准备了两颗水果糖，占公家便宜必须成为一种本能，虽然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占了更大的便宜。
        她下岗了整整两年，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门都很少出，偶尔来我家借一次书，把一叠叠的《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搬回去，她爱读书，但那时几乎没有自己花钱买过一本书，花钱读书这件事在她的世界里大概是不存在的。我们都喜欢池莉的《致无尽岁月》，我更喜欢方方一点，读了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后我为她感到担心，担心她会成为白大省那样傻乎乎被每一个男人欺负的姑娘。一个下岗的年轻女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无尽岁月中，这样的永远有多远？
        1997年我爸爸替她找了一个工作，在朋友的电脑公司里当会计，这种工作在小城是没有身份的，叫做‌‌“帮私人老板‌‌”，她在这种没有身份的身份里做了十七年，从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帮到另外一个私人老板，混迹于和她的车工技术毫无关系的电脑城，每天中午在一堆开肠破肚的电脑设备中吃盒饭，中间开过网吧，自己和父母通宵通宵地轮番守着也就挣了不到两万块钱。去年又是我爸爸想办法，她进了市政府当出纳，属于临时工，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一千块钱，为了养儿子不得不替一些小公司做账，每天早上穿着高跟鞋走路二十分钟去公交车站，但她绕啊绕啊绕了十七年，总算把一种光明正大的身份绕回了身上，她不再是那个二十岁的下岗工人，现在她在市政府上班了，过年过节会发商场购物卡，还有二十个猪蹄。
        更多的下岗工人来自盐厂，贡井盐厂，自流井盐厂，大安盐厂，邓关盐厂。知道小城的人无非因为这三种原因：恐龙化石，彩灯，最后是井盐。小城没来过几个名人，更没留下过什么名句，只有陆游在荣县当‌‌“摄理州事‌‌”的时候写过一句‌‌“长筒吸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傍‌‌”，诗写得不好，但也在各种关于自贡的资料里反复出现，一个贫乏的小城看起来不敢忘记一点点与之相关的历史。不过也不一定，小城的市志里没有统计三年大饥荒死去多少人，‌‌“文革‌‌”这个词只在写几个人物时一笔而过，它倒是牢牢记得陆游这句诗，那是1174年，还要等七百年才有阮家坝山下的燊海井，这口自贡最著名的井现在还在运转，据说是跟当年一样，用牛汲卤，用井里产的低压天然气熬盐，领导们来视察总要去看看。
        2003年胡锦涛去过，那个时候下岗的盐厂职工差不多也安置完了，让领导来赞美一下历史也不显得心虚，何况那的确是一口美丽的盐井，从道光年间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都过去了，我爷爷的大鱼缸都在文革时被搬到了镇上的派出所，至今没有发回来，每次经过爸爸就要愤愤不平地说：那是我们家的！但是‌‌“我们家的‌‌”什么都失去了，又怎么能斤斤计较到一个鱼缸，‌‌“别人家的‌‌”也是什么都失去了，你怎么好意思只是计较‌‌“我们家的‌‌”一个鱼缸？而在这一切都被偷窃和撕裂的时间里，这口井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好歹算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奇迹。
        今年夏天回家，我们去了一次燊海井，一人花二十块钱买了门票，下着小雨，天色微暗，新买的徕卡相机把一切拍成动人昏黄。那口井上的杉木架子一直升到天上去，用天然气熬盐的圆锅有腾腾热气，两个熬盐工人穿着汗衫短裤拖鞋坐在藤椅上刷手机，一人手边有一个茶缸子，我有点欣慰，他们没有下岗，还是盐厂工人。
        “安置‌‌”这个词小城人是不用的，我们都用‌‌“买断‌‌”，‌‌“安置‌‌”好像还暗示着一个希望，‌‌“买断‌‌”不过是一个价格，盐厂职工的统一‌‌“买断‌‌”价大家都能背出来：13950块。拿了这笔钱意味着你正式同意官方抹去你的一切，职位，工龄，以及未来。五姨妈来找亲戚们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断呢？没下岗的时候她的工资也没有超过过二百块，把六年的工资一次性拿到手里好像也是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但姐姐妹妹都劝她不拿，因为姐姐妹妹们也都下了岗，同仇敌忾让彼此都放心，于是大家都不拿，都不肯‌‌“买断‌‌”。
        隔三岔五的有人组织下岗工人们去区政府面前静坐，大家都闲得发慌，也都嘻嘻哈哈的去了，女人们坐在政府门口打毛线，有人带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走的时候一地沾满口水的瓜子壳，南瓜子不好剥出肉，大都是嚼碎了又吐出来，一片狼藉的残渣。没人真的以为这种静坐能有什么用，但大家都才四十岁上下，日子那么长，总要有个盼头把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打发掉。最后大部分的人还是买断了，因为只有紧紧握在手里的东西才让人放心，贡井盐厂破产后‌‌“安置‌‌”了六千多人，他们拿着这一万三千九百五，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做了点小生意，也可能打各种各样的工，大家都帮私人老板去了，因为国家这个老板是帮不到了。
        十几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谁也说不清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反正也都过来了，过年还是盆盆盏盏一桌子菜，腊肉香肠还是几十斤几十斤地做好了挂在屋子里，也都打麻将，只是从十块钱三张的底变成打一块钱以及三番封顶，几十块钱的输赢在同一个圈子里兜兜转转，最后大家都是总平手，只是把日子成功地混过去了。五姨妈下岗后没多久就离了婚，一个人在镇上租了间平房，小时候我以少女的浪漫主义喜欢那间房子，门前有几株夹竹桃，院子里还有矮矮的石桌石凳，清明上完坟我们聚在那里吃蒿草做成的粑，馅儿是豆腐冬笋肉丁，我不知道那里一到下雨就得满屋子摆上脸盆接水，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也要走七八分钟，经常停电，她连蜡烛都不舍得点，七点就上床睡觉。
        后来我们买了新房，把旧房子腾给她住，她终于搬回了城里，在多次相亲后又找了个男人，是在城里‌‌“帮私人老板‌‌”的农村人，他们一直没有领证，一起搬进了我们那套三十平方的一室一厅，把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房子倒也显得敞亮，只是还是不怎么敢开门，楼道外的化粪池总是外溢，几天几天没有工人来修。小城里不领证的多得很，谁也没有不把他们当夫妻，互相叫上老公老婆跟一瞬间拆伙一样轻易，大表哥三十岁前就离了好几次婚，具体几次不详，因为后来大家都不问了，这件事发生得过于频繁，导致每个人都失去了好奇心。
        五姨妈和那个男人卖过一段时间各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市场上‌‌“打菜‌‌”，打回来后两个姐姐都帮她剥毛豆，剥好的毛豆一斤可以卖三块钱，剥到长长的指甲全部断开，生意好的时候她一天能挣到十几块钱，要是一天挣不到十块钱，她就要开始抹泪。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不卖菜了，她开始去饭店里洗碗，洗了几天又回来了，又吃不了那个苦，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她毕竟是家里的幺女，小时候受过饿，却没有受过累。
        2005年之后，这一批下岗职工大都开始领养老金，都是补缴了一两万块的养老保险，然后每个月能在卡上查到钱了，一开始发就是每个月六七百，远远超过他们最后一次拿到的工资，他们终于从下岗工人变成退休工人，这是一个对比之下更让人骄傲的身份，要是家里双方都是退休工人，孩子找对象都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都知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叫‌‌“没有负担‌‌”。
        五姨妈本来年龄没有到，但是跟大家一样，托人做了些假材料，说她以前在盐厂是熬盐工，这是特繁工种，能提前五年退休，她总算成为家里最后一个拿到退休工资的下岗工人，重新开始大声说话，至于那次作假，过了两年，我们听说劳动局退休管理科的科长被抓了，判了六年。无论如何，我赞许她在失去一切后终于占了一次国家的便宜，就像走在路上被人抢了包，她奋力追啊追啊，总算把包里的一个鸡蛋糕抢了回来。
        去年我回家，她把那套曾经属于我们的房子重新装修，阳台那里开了个后门，用白瓷砖铺成两级台阶，台阶旁有个同样镶嵌着白瓷砖的水泥桌子水泥凳子，她想得周全，以后来了客人可以坐在这里斗地主。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晚风吹过邻居种的丝瓜与四季豆，又吹过一屋子曾经的下岗工人，现在的退休工人，大家都觉得凉快，大家都熬出了头，人人都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鸡蛋糕。
        我的小城似乎已经在多年摇摆不定后安稳下来，身边每个人都有了一份工资，拿着多不多少不少总之能把日子混下去的钱，这份工资沉淀了曾经被各种来路不明的贫穷搅浑的釜溪河水，让人尴尬的不堪留在河底，没人再有兴趣捞一勺起来审视过往。大表哥前几年都在开黑车，被抓了好几次，每次罚款六千，罚一次全家人就要跟着提心吊胆几个月，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在路上跑，一直跑到把这六千赚回来，然后接着在下一次罚款又交出另外一个六千。现在他不跑了，在帮卖保健品的三姨妈打杂，既帮忙开车运货，偶尔也要口若悬河地劝大妈大爷们买七千多一个的水疗床垫，姨妈每个月发给他两千，他又离了婚，这一次婚姻留下了一个女儿，他如珠似宝地爱着，现在他是一个有能力爱女儿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随时会被拘留十五天的黑车司机。那个小姑娘惊奇地被人发现运动天赋，先是练体操，然后进了市少年跳水队，免费读小城里最好的小学，她缺了三颗牙，晒得漆黑，我既担心她和绝大部分运动员一样被这个无情的体制潦草抛弃，又不想放过一点希望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高敏。
        表妹从一个在商场里卖玉兰油的售货员变成一个卖真皮女包的售货员，她也离了婚，儿子跟着她，她又找了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没有什么钱，却也能活下去。他们先是住在家里，后来因为老是回家太晚又被赶了出去，去年夏天我回到小城，有一个晚上在烧烤摊上遇到她，和另外一个胖墩墩的女朋友一起，面前只有几串蔬菜，却一人叫了瓶啤酒，夜风还是有点燥热，我看着她慢慢把那瓶啤酒喝完。
        人人都在酝酿一种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不管新生活是一套房子还是一份新工作。小城的房价几年里涨了好几倍，大家也都在茶余饭后抱怨，却不像在北京的人抱怨得那样真切，毕竟人人也都有了房子。2010年我把自己在北京的那套小房子卖了，转手就在小城里买了一套电梯公寓，那套房子买之前我只看过户型图，买之后也就去看过一次，采光不是太好，黑乎乎的水泥地上不知道哪个工人拉了一坨屎，爸爸妈妈安慰我说，这是好兆头，要招财的。我一直没有发财，却一直留着那套房子，不肯租出去，总价涨了快十万却也没有卖掉，前两年我甚至把自己的户口从广州迁回父母家，因为我一直想象着自己回到小城的那一天，我零零散散地做着这些事情，也许做多了，这件事也就成真了。
        小城的街道永远狭仄肮脏，行走着那些的确幸福的人们，他们有工资有保险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想象出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可能。都会说钱越多越好，但好像也没有人真的有动力拼着命找钱，以前他们还炒股，十几年前有入市限额的时候，几家人凑出一个账户，一人几千地投进去，没空就去股市里看看，就跟当年去区政府门口静坐一样，打毛线的打毛线，嗑瓜子的嗑瓜子，那些在屏幕上闪动的数字给人无限希望，股票当然曾经涨上去过，但钱并没有提出来，滚了滚又入了市，倒是为了庆祝额外多吃了好几顿羊肉汤。股市从六千点跌下两千点也没有在小城里造成多大波澜，股市依旧是去的，就像大家吃过晚饭都去河边散步。反正那笔钱被大家都忘了，只要不卖，就算不上亏，我知道有一天它们如果涨回了原位，小城的人会欢天喜地又去吃一顿羊肉汤，反正没人算得出中间流逝的时间，更没人算得出通货膨胀，只要数字回归了原位，人人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在任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里，他们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向安慰。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地不可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