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三个典范

       来源: 阳光时务  作者: 长平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豪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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