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一作者雪珥,分为三个部分:“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威命所寄”与皇权强化、注重保密与提高效率,视觉2采用叙述的方式。雍正的改革成果与否,请读者自己判断,历史是惊人的重合啊,哎。

视觉一

43岁的怡亲王允祥、57岁的大学士张廷玉、60岁的大学士蒋廷锡,大概没有想到,当他们三人走进隆宗门边那几所极为简陋的小板屋时,将开启中华帝国中枢机构大变革的帷幕。这是1729年,雍正七年的夏季。

中华帝国的庞大兵团,正向西北方的戈壁瀚海推进,讨伐准噶尔部。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雍正皇帝,需要时时与他的重要大臣们商议,但内阁设在太和门的文华殿前,离雍正居住的养心殿有相当距离,很不方便。何况,密集的军报要走公文途径层层转递,不仅效率低,保密性也差。

因此,雍正下令,在隆宗门外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供允祥、张廷玉、蒋廷锡密办军事之用,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

这个“中央军事领导小组”,就叫“军机处”,一个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权力最大的机构。

从“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

尽管在1732年军机处成为正式机构,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中断1年),但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所有的干部都是兼职,从法理上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临时咨询机构。无独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联军炮口下成立的“总理各国实务衙门”(总理衙门),也是一个自始自终都是“三无”的机构,所有干部也都是兼职。

在中华帝国的行政序列中,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中的实质,相当于跨部门的临时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即便在如今的欧美等国也并不罕见,但能够如此长时期的存在,却独此一家。

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长期扮演实质上的最高行政当局角色,同样的总理衙门,也长期扮演着外交部和发改委的角色。

在一个讲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这种显然是“违宪”——如果将名正言顺当做立国之“宪”的话——的“潜规则”行为,体现的或许正是大清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类临时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当局的行政效率;

二、这种“三无”临时机构的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

三、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攻防兼备,矛、盾并举,相当趁手。

这种做法,在后世也颇有效仿者,比如蒋中正的侍从室及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之类。

开端于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名义上只是个处理军务的机构,西方人也曾将此翻译为“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但如此趁手的工具,当然不能仅仅用于战时。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皇帝不仅没有撤销这个临时机构,反而进一步壮大,并迅速成为大清国的行政核心。西方人对大清国的观察是与时俱进的,不再是直译,而是译为“The Grand Council”(大议会),法、意、德等西方语言中均是如此。军机处的定位,迅速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

“威命所寄”与皇权强化

军机处的管辖范围,从政治到军事、从政府到宫廷,无所不包。“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清史稿》)这段描写的确十分准确:一、军机处“名不师古”,的确是个独创,名为军机,实际上“罔不总揽”;二、“隐然执政之府”,是说其虽有执政之实,却无执政之名,它本身作为一个非常设的“三无”机构,完全依附于皇帝。这恰恰是军机处的生命力所在。

自从有了军机处,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化。清代独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几任皇帝的持续努力下,在军机处的襄助下,终于在雍正朝名存实亡,被剥夺了实际的任何权力,连橡皮图章也不是,终于在1791年正式废除。

中国传统中对皇权最具制衡效果的相权,也在军机处的设立后受到史无前例的压制,内阁彻底演变为一个日常行政部门,而丧失了决策权——尽管它的重要成员往往是军机处成员,但他们参与决策的身份仅仅是军机大臣、皇帝的私人顾问。

台湾著名学者傅宗懋认为:“世宗(雍正)的集权很是巧妙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节节,他只设了一个军机处,于是就把以前内阁和八旗的权力,整个拿来。”(《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

历史上困扰皇权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问题,终清一朝,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实际上,自从建立了军机处,清帝国对于无序的权力斗争的唯一风险,就在于如何控制军机处本身。

解决的办法依然是对权力进行分解,防止出现无限的权力。内阁虽然蜕变为纯粹的行政机构,但依然与军机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军机处有实无名,内阁有名无实,一个动口而不动手,另一个动手而不动口,口与手的分离,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权力垄断。

此外,与军机处相互制衡的,还有“御前大臣”。御前大臣掌管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乃至军力,可算是真正的“内廷”,而军机处则相当于连接内廷与外廷的“中廷”。根据清制,“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专擅而防雍蔽”(庆桂《国朝宫史续编》)。这种大清特色的分权机制,确保了军机处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

对军机处本身的钳制手段,还有其“三无”特性: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差,无论人事关系还是工资奖金,都不在军机处,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单位,相互之间也并无明确固定的上下级关系,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这导致其内部结党的难度大大增加。

军机处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担任“领班”时期。之前,所有的奏折按规定都是直送皇帝拆阅,而后皇帝根据需要,将奏折发交军机处处理。接收和发放奏折的,是“奏事处”,这个部门并不隶属于军机处,而归御前大臣管辖。这也是雍正皇帝在顶层设计时考虑到的权力制衡,防止参与决策的军机处掌控信息通道。

但和珅掌权后,身兼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以来,在制度设计上,就令军机处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参与决策,还实际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纵的风险大大增加。

嘉庆皇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废除此条。此外,嘉庆皇帝还多次刻意地挫压朝臣中尊崇军机处的风气,并否决了一位官员提出的在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以示尊重的建议。

注重保密与提高效率

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后,大大扩大了有权上奏的官员的范围,奏折于是迅速成为机密文书的标准方式。非机密的日常政务,则依然通过“题本”和“奏本”上行,直到1784年明令废止奏本,上行文件就剩下奏折与题本两种。

奏折必须直送皇帝亲拆,即便军机大臣也不可先行拆阅,皇帝对奏折批示后,再发给军机处进行处置。皇帝的批示用朱笔,因此称为“朱批”。一旦奏折被朱批,军机处就必须抄录一份存档。皇帝的批示,再以廷寄的方式送达官员,同样也是保密文件。

朱批奏折,起初都留在相应的官员手上,但雍正一登基时就要求全部回缴: “所有皇考(即康熙)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不仅康熙的朱批奏折要收回,之后的所有朱批奏折都必须在当年缴还军机处,上奏人不得抄录或留存。

这样的目的,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防止大臣们留作某种证据,今后给皇帝带来被动或难堪。收回的朱批,都按规定保存在军机处档案中。严格的文件管理制度,是军机处档案至今仍保管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奏折-朱批的文件上下行制度,令机密性大大加强,实际上解除了官员们在与皇帝单线沟通时的顾虑,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手段。为了防止被人告发,官员们只能谨慎从事,不敢过于妄为,清代的腐败始终不及明代严峻,这个制度应该是发挥了相当的威慑作用的。而更为海量的日常政务信息,依然通过明发-题本的常规渠道上下行,由内阁负责筛选和处置。军机处和内阁,分别成为处理机密、普通政务信息的CPU,这样的双核CPU设置,提升了清帝国的行政处置能力。

在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方面,清代的军机处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成为中国五千年来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甚至连办公场所都不称衙署,只叫“值庐”或“公所”。

领班军机大臣,常被人看作是大清宰相。根据军机处最初的工作流程,与皇帝商议政务、承旨起草谕旨等,一般都是领班军机大臣单独觐见,少数情况下才大家一起开会;从军机处转发出去的谕旨,也以“领班”个人署名,这的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权大责也大。

有意思的是,军机章京最初就规定一概不用高干子弟。应该说,军机处对“官二代”的拒绝,一方面有利于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在最高权力中枢结党,另一方面也给普通家庭子弟参与国家大政提供了更多机会,这对政权的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

军机章京虽然品阶并不高,但权力的大小很多时候与本身的职位并不一定相关,而与距离最高权力的远近成正比。军机章京有相当多的特殊待遇,即便只是七品的内阁中书,入选军机章京后就可以挂朝珠(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待遇)、穿貂褂(四品以上待遇)、戴全红雨帽(三品以上待遇),地位尊崇。作为天子脚下的“大秘”,参与机密,服务中枢,实际权力并不小。

扁平化的机构、精干的队伍、简捷的工作流程,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军机处的工作效率。

视觉2

清代理学名臣李绂曾称:“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剥去这话褒扬阿谀的成分,也有其真实的一面。雍正是清代诸帝中将中央集权提高到空前程度的第一人,他即位之后的各项新政,无不蕴含集权题义:改革政制以增加集权、打击皇二代同时瓦解朋党、诛杀权臣以回收权力、整顿吏治高唱反腐、兴文字狱以统一思想。

即位之初,雍正在养心殿西暖阁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尽管下联有躬自反省的意味,但显然上联中的“一人治天下”,才是雍正的真正意旨所在。要以一人治天下,先得树立绝对权威,要树立绝对权威,政制设计与政治斗争就不可能避免。

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给事中划归都察院管辖,实际上取消了前者的“封驳”(辅助皇帝处理奏章)之权。与此同时,雍正向各地陆续派出巡察御史,以处理地方政事,监察地方官员。削弱科道官的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权,这都有利于强化皇权。此外,雍正还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这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观风整俗使主要职能是“查问风俗,稽查奸伪”,实质则是思想文化警察,有助于皇权意识形态一元化。

密奏制度的推行,是雍正集权于己的又一大创举。早先,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告,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都需要经过通政司进呈,因此是公开的,而非只由皇帝拆阅的私密奏折。到雍正时代,先是地方督抚获得直接密奏皇帝的权力,跟着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也获此资格,发展到后来,一些微末之员如道、府官等,也被特许密折奏事。通过阅览密奏并朱批回复,雍正直接处理大小政务,乾纲自此专断。密折奏事制度鼓励告密,于是又成为雍正控制官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到雍正七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事实上取代名存实亡的内阁,雍正遂获得了两千年皇权历史上最为集中和独断的权力。

雍正对制度的诸端设计,无非是欲图权力运用更为得心应手。但要真正独揽大权,他还必须应对强硬的挑战对手———曾与之激烈争夺嫡位的“皇二代权贵集团”。

即位之初,考虑到稳定因素,加以此时个人绝对权威尚未树立,雍正对自己最大的政敌、八王允禩没有下手打击,反而崇爵优待。但对其他皇二代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囚系同母兄弟十四王允禵于遵化,发遣九王允禟于西北,拘禁十皇子允礻我于京城。雍正的做法招来不少非议。比如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就公开上书,要求皇帝莫杀“亲骨肉”,雍正没有冒火,反而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表姿态。但转过背,他私下对另外的攻击者却大动雷霆,说你们再唠叨,我就要发飙了,要“启朕杀人之端”。

到即位的第二年,雍正外有军事强人年羹尧、内有超拔大臣隆科多的鼎力支持,政治资本渐渐厚实,开始“大刀向皇二代头上砍去”。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颁布《御制朋党论》,声称朋党各侚其好恶以为是非,结党讥讪朝政,是为不忠,干扰君主视听,妨碍政策执行。朋党之间互相攻讦,则干预了君主用人权柄,导致太阿倒持。这篇文章可视作“雍正语录”的发端,他以此警告大臣勿再抱团结党,进而向允禩集团发起猛攻。经过系列政治清算,雍正四年八月,允禟在保定“服冥诛”,九月,允禩也死于禁所,这个经营20多年的皇二代政治集团,终于彻底垮台了。

雍正对权臣的先扶后灭,糅杂在打击皇二代集团的过程之中。他对权臣年羹尧、隆科多的栽培,最初是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根基,压迫皇二代集团,随着后者的式微,权臣的名位渐高,羽翼渐丰(比如年羹尧进京,直隶总督都要跪迎;年羹尧、隆科多都提拔了不少官员,且不经奉请,任意铨选,以致人称作“年选”与“佟选”———隆科多系满洲镶黄旗佟佳氏),雍正又感到了威胁。于是,在雍正三年,雍正打击年党,列年羹尧大罪92条,赐其自杀;四年,又指使诸王大臣议隆科多41大罪,永久圈禁。两年后,隆科多死于禁所。

早先,雍正对年羹尧与隆科多的宠爱可谓极致。他给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就算夫妻之间,似乎也少有如此肉麻的对白。雍正也曾大赞隆科多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推崇备至。但年羹尧与隆科多这两位权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伴君如虎,信然!在年、隆之后,终雍正一朝,再无权臣出现。

对付权臣之外,雍正还必须整肃所有官员群体。反腐是个突破口。即位仅一月,他就指示户部全面清查钱粮。稍后,更在中央设立会考府,对各部院的钱粮奏销进行全面查考。会考府成立不到三年,驳回改正部院钱粮奏销96件,户部库银也被查出亏空250万两,由涉事各级官员赔偿150万两,剩余则由户部逐年弥补。

雍正反腐力度很大,从上到下,不论高级官员还是贵族精英,都不得宽贷。有郡王因赔偿亏空而在大街上甩卖自己的家用器皿,还有郡王被查抄家产。地方官员因亏空被罢免、被抄家的更是不计其数。以致社会上流行雍正好抄家的说法,《永宪录》记,人们打牌,把和牌都称作“抄家胡”。

雍正整顿吏治,有为民生的考虑,也有加强皇权的考虑。反腐是一种权力,它可以重新划分官僚版图,清算政治异己,还可震慑多数官员,令其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帝王之命是从。

雍正集权的最后一个手段,则是借文字狱以统一思想。

年羹尧案牵出汪景祺、钱名世两桩文字狱案。汪景祺是个颓废草根文人,有点像现在的网络水军,大写肉麻诗赞美年羹尧,结果获罪。翰林院编修钱名世则是体制内的公知大V,也因为与年羹尧过从甚密而获罪。雍正砍了汪景祺的脑袋悬在市内,却饶了钱名世一命,只是号召400多名京官写诗骂钱名世,开展大批判运动。

隆科多案牵出礼部侍郎查嗣庭文字狱案,是要在高级官员中统一思想,教训他们必须站好队、跟对人。瓦解科甲党人又牵出监察御史谢济世文字狱案,则是要在文教与组织系统内整风。工部主事陆生柟《通鉴论》文字狱案,雍正更亲自上阵,写了4万多字的上谕,对前者的观点一一批驳。这种手法,雍正在日后的生员曾静、张熙文字狱案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亲制的《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学宫,要天下士人都学习“雍正精神”,不得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

尽管极权在握,雍正的13年统治生涯,却未必是快乐的。他与兄弟斗、与权臣斗、与整个官僚系统斗、与天下士人斗,似乎无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后却郁郁寡欢、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药中寻找慰藉,并极可能因此而殒命。“王者是一条孤独的不归路”,谁说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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