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梁实秋的历史轮回4(本文为同步整理版)

 

我等实在无奈,手(DDFFF)枪竟然成shou(GGG)q

作者:煮酒叶难烧  

汪懋祖的《意见书》甫一发表,鲁迅便写了戏弄他的文章《咬文嚼字》,捎带着再一次抨击了西安饭店的餐会,文章发表于1925年6月7日的《京报副刊》,全录于后。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觉得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后来,幸而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发见了“与此曹子勃厍相向”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于是据此推断,以为教员都是杂凑在杨府上的西宾,将这结论在《语丝》上发表。

“可惜”!昨天偶然在《晨报》上拜读“该校哲教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见书投寄本报”的话,这才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弟兄,而且现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似的。

但是,尚希原谅,我于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只因为我不想圈,并非文章坏。

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附:文中说《七步诗》是假的,因《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选录此诗,注云“本集不载”,并附录四句的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清代丁晏的《曹集诠评》中关于此诗也说:“《诗纪》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

和陈西滢的论战告一段落,女师大风潮也因暑假来临暂时冷却,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上海的五卅惨案上吧。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次日,日本资本家q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公愤。30日,上海学生二千余� /> –> ��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英、日帝国主义“用种种宣传政策,谓中国国民已与俄国同其赤化,英日若不合力以压迫中国,行见中国赤化而后,美国亦大受其影响……然中国之并未赤化,所谓赤化说乃纯属英日两国之虚伪政策……今次上海之惨剧,乃世界伪文明之宣告破产,非中国之一单纯的外交问题。”

6月6日,英国萧伯纳、法国巴比塞作为国际工人后援会中央委员,以该会名义从柏林发来《致中国国民宣言》,“国际工人后援会共有五百万会员,都是白种用shou和用脑的工人,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对于白种和黄种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这次残杀和平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对于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他们在国外想欺凌你们这个民族,在国内亦想压迫我们这个阶级。只有我们合起来同他们对敌,才可以保全我们。……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6月8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四条及正式条件十三条,其中包括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驻沪英日海陆军等条款。

接着,一些外国教士发表宣言,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斗争表示同情,舆论立即由反基督转为爱基督。

6月10日,北京民众为五卅惨案在天安门开大会,据当时报载:参加者因过于激忿,曾有人演说时以利刃断指书写血字,又有人当场晕倒。

6月11日,因汉口群众计划两天后召开抗议大会,湖北督军萧耀南解散学生会,并q杀学生四人。工人群众也在这天晚间遭英国海军陆战队射击,死伤多人。

6月17日,鲁迅《并非闲话》曾经提到的“琴心”,即北大学生欧阳兰,又换了一个新马甲“畹兰”,在《妇女周刊》上发表《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一文, “我真奇怪,自沪案发生后,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刺激之下,为什么总不见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

6月23日,汤尔和在《晨报》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汤尔和前面提到过,鲁迅的同乡,1922年任教育总长,1926年任内务部总长,此时担任何职尚不清楚。

6月30日,北京大学某些教授致电罗马教皇,希望得到教皇的同情和支持,“竭力发扬作为基督教的基础的友爱精神”。

说完铺垫,切入正题,让我们来阅读鲁迅在《民众周刊》上发表的《忽然想到(十、十一)》吧。原文较长,节录于后。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shou,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q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注:萧伯纳),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注:巴比塞),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shou嘲笑的娘儿们。

我并非说我们应该做“爱敌若友”的人,不过说我们目下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近来的文字中,虽然偶有“认清敌人”这些话,那是行文过火的毛病。倘有敌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而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辩诬之后,不过想得点轻微的补偿;那办法虽说有十几条,总而言之,单是“不相往来”,成为“路人”而已。虽是对于本来极密的友人,怕也不过如此罢。

然而将实话说出来,就是:因为公道和实力还没有合为一体,而我们只抓得了公道,所以满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杀戮。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这几天有些纸贴在墙上,仿佛叫人勿看《顺天时报》(注:日本在中国办的报纸)似的。我从来就不大看这报,但也并非“排外”,实在因为它的好恶,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shou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shou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

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

但足以破灭这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

……中国有q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shou的是“国货”,所以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原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

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实还没有消除。

我们确有点慌乱了,反基督教的叫喊的尾声还在,而许多人已颇佩服那教士的对于上海事件的公证;并且还有去向罗马教皇诉苦的。一流血,风气就会这样的转变。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我愿意自首我的罪名: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极少的几个钱,可是本意并不在以此救国,倒是为了看见那些老实的学生们热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给他们碰钉子。

学生们在演讲的时候常常说,“同胞,同胞!……”但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说出之前,募捐的人们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邻有几个小学生,常常用几张小纸片,写些幼稚的宣传文,用他们弱小的腕,来贴在电杆或墙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见多被撕掉了。虽然不知道撕的是谁,但未必是英国人或日本人罢。

“同胞,同胞!……”学生们说。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为“排货”复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国人!

……

又是砍下指头,又是当场晕倒。断指是极小部分的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

因为沪案发生以后,没有一个文学家出来“狂喊”,就有人发了疑问了,曰:“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今敢敬谨答曰:文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诗文之外,实在毫无用处。

……

文学家也许应该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总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汉口的牺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

这倒是文学家的用处。血的牺牲者倘要讲用处,或者还不如做文学家。

但是,好许多青年要回去了。

……

近年以来,每个夏季,大抵是有q阶级的打架季节,也是青年们的魂灵的断头台。

到暑假,毕业的都走散了,升学的还未进来,其余的也大半回到家乡去。各样同盟于是暂别,喊声于是低微,运动于是销沉,刊物于是中辍。好像炎热的巨刃从天而降,将神经中枢突然斩断,使这首都忽而成为尸骸。但独有狐鬼却仍在死尸上往来,从从容容地竖起它占领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气爽时节,青年们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经新陈代谢。他们在未曾领略过的首善之区的使人健忘的空气中,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毕业的人们在去年秋天曾经开始过的新的生活一般。

于是一切古董和废物,就都使人觉得永远新鲜;自然也就觉不出周围是进步还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见的是鬼还是人。不幸而又有事变起来,也只得还在这样的世上,这样的人间,仍旧“同胞同胞”的叫喊。

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q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铺排得好听一点,还可以寒天烘火炉一样,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儿。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一切牺牲全都白费,因为在大家打着盹儿的时候,狐鬼反将牺牲吃尽,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shou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q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鲁迅分三次在《莽原》上发表《补白》,节录于下。

 

……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q炮,但尤其是在拿q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q炮,也只能杀戮无q炮者,倘敌shou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却答道,“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我近来也颇觉“心上有杞天之虑”,怕中国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长衫,双梁鞋,打拱作揖,大红名片,水烟筒,或者都要成为爱国的标征,因为这些都可以不费力气而拿出来,和天灵盖不相上下的。(但大红名片也许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说中国人顽固,因为我相信,鸦片和扑克是不会在排斥之列的。况且爱国之士不是已经说过,马将牌已在西洋盛行,给我们复了仇么?

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

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

……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

……

……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太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

……各种小纵横,我们总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亲,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来,(注:指军阀混战),就都是这“覆”“复”作用;化数百元钱,请一回酒,许多人立刻变了色彩,也还是这顽意儿。……

……

离五卅事件的发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样。聪明的批评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钟热度”说来了罢,虽然也有过例外:曾将汤尔和先生的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见六月二十三日《晨报》)有些学生们也常常引这“五分热”说自诫,仿佛早经觉到了似的。

但是,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都算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就是将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时又看得太高。妇孺是上不了场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还想借此结识一个阔亲家,使自己也连类飞黄腾达。什么木兰从军,缇萦救父,更其津津乐道,以显示自己倒是一个死不挣气的瘟虫。对于学生也是一样,既要他们“莫谈国事”,又要他们独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们无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国度里,国民十之九是学生;但在中国,自然还是一个特别种类。虽是特别种类,却究竟是“束发小生”,所以当然不会有三头六臂的大神力。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

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q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分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shou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

现在,从读书以至“寻异性朋友讲情话”,似乎都为有些有志者所诟病了。但我想,责人太严,也正是“五分热”的一个病源。譬如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附1:“心上有杞天之虑”,是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鲁迅曾多次引用“心上有杞天之虑”,嘲笑杨荫榆改写的成语逻辑不通。

附2:“五分钟热度”,梁启超在1925年5月7日《晨报》上发表《第十度的“五七”》一文,“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 ‘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

陈西滢也有关于五卅的文章,1925年6月22日《现代评论》上闲话专栏中发表了《多数与少数》一文,估计鲁迅还算认同,并没反驳。但后来女师大的学生多数听了政府的话,改入“女子大学”,陈西滢却忘记了自己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欲以女师大“维持会”是少数派力证其非,鲁迅愤起反驳,并以此文中的观点作立据,这是后话,我们先读文章吧。

 

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可是,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可是,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

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已的论调的,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有人居然肯冒众怒出来说几句冷话,只要他是有诚意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实在未免过于不偏不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始终“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这样的想。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还要以“袁许”自负,——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将法——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那么,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q,毒气炮相博,就完全牺牲了也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我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证人民并不就是宣战。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通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

总之,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你尽可理直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或是对他一个揖,说他打的不大得当,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还许要尊你一声“死猪” 呢。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这话是很对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也要有同种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

让我们回到女师大风潮的叙述中来。

前面说到,5月9日,各校学生请愿罢免章士钊,章士钊辞职。5月11日,许广平带领同学给校长办公室贴了封条。

7月底,段祺瑞又派章士钊重新出任教育总长。而杨荫榆也在校外找了地方临时办公,即新平路的“女师大校长临时办公处”,此即日后章士钊上奏的“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

写到这里,须要谈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25年7月11日,章士钊恢复了他以前主办的老牌刊物《甲寅》,因刊物封面有一虎,“老虎总长”由此得名。在这份杂志上,他提倡尊孔复礼、读经救国,与一班旧文人互相唱和,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

《甲寅》形式颇奇特,前面刊登的是政府公文,后面是通讯、评论等,鲁迅说其是“广告性的半官报”,而陈西滢则赞美《甲寅》“有生气了”,由此亦可看出鲁陈分歧并非表面的、偶然的。

7月25日,章士钊在《甲寅》的《孤桐杂记》一栏中称赞陈西滢,“《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但文中也有批评,说他“喜作恶滥之白话文。致失国文风趣。”后来鲁迅把“通品”二字做足了文章,尽情调侃。

走笔致此,我想写写鲁迅的这个冤家——章士钊,以及鲁、章思想上的根本分歧。

章士钊和鲁迅同岁,湖南人,和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好友。据传闻,杨昌济曾犹豫是否将女儿杨开慧许给毛泽东,章士钊见过毛泽东一面后,大为激赏,于是力劝老友,终成好事。

如果说,赏识并帮助毛泽东第一个贵人是杨昌济,那第二个就是章士钊了。1920年,杨昌济临终前致信章士钊,帮助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章士钊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赠之。解放后,毛泽东始终礼遇章士钊,也算不忘恩吧。

章士钊主张尊孔复礼、读经救国,但要是误以为他是前清遗老可就大错而特错了。

20岁,章士钊去武昌两湖书院读书,结识了黄兴。后来担任上海《苏报》主笔期间,措辞激烈,并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结拜为四兄弟。所以,同龄的章士钊也可算鲁迅的师叔。

22岁,章士钊用笔名“黄中黄”发表《大革命家孙逸仙》,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

23岁,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黄兴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谋划行动,事泄,章士钊等人被捕,后经蔡锷托人营救,得以保释。出狱后,章士钊急渡日本。

在日本,章感到自己“才短力脆”,决意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发愤力学。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虽经友人劝说,亦未加入。

26岁,赴英留学。

28岁,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

30岁,民国政府建立,隧携眷返国。

31岁,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问题。

32岁,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章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反袁行列,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33岁,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政本》,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

34岁,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袁死后,黎元洪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36岁,在北京主办《甲寅》周刊。

41岁,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42岁,曹锟贿选大总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43岁,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44岁,也就是我们正叙述的1925年,段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学生强烈反对,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章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

此时的章士钊应该想不到,几天后他将卷入一场风暴的中心,并由此暴得恶名,时至今日,亦不得脱免。

与鲁迅根本的区别在于,章士钊推崇儒学,提倡尊孔,主张读经救国,他一生用文言写作,甚至曾将陈西滢的《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翻译成了文言文。

说来也巧,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鲁迅恰是执事,免不了也得穿上古代长袍,三跪六磕,想想不免觉得滑稽。

这是工作,鲁迅没办法,工作之外,鲁迅坚决反古。有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用来说明他的态度再好不过,就是鲁、章对峙前几个月发生的“青年必读书”风波。

1925年1月4日起,《京报副刊》关于“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的征文广告连续刊登了一个月,孙伏园请青年回答自己爱读哪十部书,又请学者为青年开列十部必读书,收到大批答卷,产生了不少争论,副刊上大大地热闹了一番。

鲁迅迟迟不作答,在孙伏园的催促之下,终于在2月10日(已经过了截止日期)交了一份答卷,正文只有两句话: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还有附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篇答卷一见报,我们用脚趾头也想得出,会有什么样的反响。

叫骂的文章很多,鲁迅也发表了反驳的文章,还有大批的青年给鲁迅写信,甚至有人让鲁迅带着家眷离开中国,《我的“籍”和“系”》中提及过,我不想再细述。

我感兴趣的,是赵雪阳在4月3日《京报副刊》上发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引述了一个未署名的学者观点。

“他们弟兄(自然连周二先生也在内了)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易,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得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鲁迅之所以这样高调作答,乃是因为他一贯反对设定前提和规范价值取向,但他对中国书的态度果真如他所说吗?

鲁迅每年的购书清单上,各种古本、珍本占了绝对多数,而外国书籍很少。尽管鲁迅无意展露他在古学上的研究和造诣,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已足让我们管窥一二,我的观点是,他不在梁启超、王国维之下,亦不逊于梁漱溟、陈寅恪。

事隔几年后,许寿裳请鲁迅给儿子许世瑛开书目,鲁迅就很认真地开了一长串,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雅雨堂丛书》、《抱朴子外篇》、《论衡》、《今世说》。

这些都证明那个不署名的学者所问不虚。

可惜,从鲁迅身上是找不到什么答案了,但或许可以从周作人那里寻到一点线索。

鲁迅和周作人经历类似,常年在一起生活,漫长的岁月里,两人经常讨论,共同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得以确立,弟弟有些文章署哥哥的名字,哥哥有些文章则署弟弟的名字,如果不说破,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兄弟阋墙时,鲁迅已经42岁,其思想和主张早已定型。即便此后兄弟二人不相往来,但对外部事件,反应仍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周作人对古学,尤其是对儒学的看法吧。

周作人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曾多次提到儒学,“笼统的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儒家思想的”“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由此我们推断,鲁迅思想也是儒家的,即便不全是,起码也是占很大比重的。

你是不是已经推开鼠标放声大笑了呢?且容我说完,再作判断。

梁实秋说,每个中国人都是儒释道的产品。

这话不错,中国人其实就是这些元素的混合体,调配比例不同而已。

周作人自认儒家,道、法等也混杂其中,但儒是根本。只不过,此儒非彼儒,是原始儒家,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儒家有很大区别,如果对儒学发展变迁有所了解的同学,想必能明白。不了解的也没关系,我们共同来梳理一下。

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如何做人,从远古到夏商周,漫长的岁月里,渐渐沉积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孔子吸收了这些文化要素,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创立了儒学。

正是因为儒学契合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才会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因为有了儒学中国人才成为儒教徒的。

用周作人的话说,原始儒学的思想是健全的。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是为了“生”,“男女”是为了“生生”,“生”和“生生”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别人不能侵犯我的,我也不能侵犯别人的。

“舜,人也;我,亦人也”,圣人和普通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这些都是婚姻中男女平等的观点。

孟子思想的主题是“仁义道德”,人们都认为孟子是不讲“利”的,这是后来儒学被扭曲的重要据点,具体来源于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然而人们忽略了孟子接下来又说的一段话,“五亩之宅,树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百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归结到 “黎民不饥不寒”,这正是极大的事功啊。

 

附1:周作人曾多次提到“嘉孺子而哀妇人”,此非儒家,是庄子借尧王之口宣扬爱护幼儿、同情女性。

附2:“民为贵”是孟子提的,孔子没有类似的话,这一点为梁实秋所特别注意,他据此认为孔子提倡贵族政治、精英治国。

用句时髦的话说,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思想就是原始儒学。

然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搜寻,周作人却只找到三个真正的儒家,王充、李贽、俞正燮,概括地说,这三个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疾虚妄,爱真理,讲真话;二是尊重女性,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女性。这三人在世时,都很不讨喜,却也不在乎,多么可贵啊。最可笑的是,乾隆居然还给一千多年前的王充定了“非圣无法”之罪!

与真儒稀缺对应的是,两千年来,假儒泛滥成灾,因为儒学经过两次涂抹粉饰,已经面目全非了,一次是汉朝,一次是宋朝。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文本,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起初,原始儒学是不适应中央集权的。秦朝,以淳于越为代表的秦儒主张地方自制分封制,违背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后被“焚书坑儒”,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

汉初,实行的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我认为是原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战后生产迅速恢复,史称“文景之治”。“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口述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

汉武帝当政,董仲舒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并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宣扬“君权神授”(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对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

董仲舒去世后几十年,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整理,称“古文经学”,章太炎认为刘歆是孔子真正的后继者。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后经郑玄统一,但后世一直存疑。

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教玄学替代。唐代政权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

至宋朝,程朱理学为儒学主流,尊周敦颐(周氏兄弟远祖)、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他还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朱理学对儒学造成的破坏是致命性的,用周作人的话说,宋以后的文章都是“八股”作派,没法看,而“八股文”的始祖就是“唐宋八大家”,这也是“八大家”受后人推崇的原因所在。

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还兴起一个强调“以利和义”,反对义利对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事功学派”。另外还有陆九渊,他“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王阳明还反对朱熹修改《大学》,推崇古本《大学》。

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今古文之争又起,章太炎、梁启超拥护“古文经学”,康有为则拥护“今文经学”,康还创立孔教,试图将儒学宗教化。

至此,算是简单交代了儒学的发展变迁,如果我说鲁迅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在自身对历史的反思下,认同了原始儒家的价值观,不知你是否还觉得乖谬呢?

 

附1:蒋介石毕生推崇王阳明“心学”,并改台北“草山”为“阳明山”。

附2:周作人对侍女出身的信子一生忠贞,始终尊重,即便是在信子晚年癔症频发之时,也不离不弃,这与他信奉的原始儒家有直接关系,他说,看一个人,只需看他对女人和佛教的态度,就可知他及不及格了。

既然古代他选了三个人,大家一定想知道,与他同时代的又有谁能当选呢?

答案是蔡元培和钱玄同。没有他自己,这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选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呢?

陈独秀、胡适都是风月场所的常客,当年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就是报纸上登出消息说他“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真假尚有争论,但陈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却是事实。

而对于胡适,江勇振这样评价,“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鲁迅则是朱安的事情上被扣了分数。

 

其实,从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目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其中不仅有“真儒”、“奇儒”王充的《论衡》,仔细看下来,我还有一个发现,抛开工具类、史类书籍不论,所荐书目都是唐代及其以前的诗文,这和周作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接着再往下分析,鲁迅对古学、儒学的态度既是如此,为什么会反对看中国书,尤其反对章士钊的“读经救国”呢?

章士钊亦非俗辈,“尊孔复礼”从字面上看,应是提倡原始儒学,即便不是,至少也是汉儒。

鲁迅应该赞同才对,怎会如此激烈反对呢?

我以为,所谓“积重难返”,两千年来的官儒教育和熏陶已使思想僵化、固化、习惯化,靠几个人实行“正本清源”是无法彻底改变的,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七个年轻人尝试过,然而最终失败。

明弘治、正德年间,“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少年得志,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庸弱的士气和八股习气不满,认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子,他们奉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赏美标准,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既然已有活生生的失败教训,没有理由再重蹈覆辙。所以,较便利的办法,莫不如完全摒弃儒学,另寻出路。

有一点,梁实秋始终对鲁迅存有非议,说鲁迅对这不满,对那不满,却始终拿不出自己的主张来。

然而,政治主张暂且不论,鲁迅在文化教育上是有明确主张的。

答案就是“美育”,亦称“审美教育”。

中国不是宗教国家,虽然有人试图把“儒学”化为“儒教”,但毕竟难获认同;虽然四十年多前曾上演疯狂的宗教式的个人崇拜,但毕竟都烟消云散了,归根结底,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

在这样一个国家,开展“美育”确是很好的途径,这是近代教育的概念,最早是由蔡元培引入的,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

帖子第一页有相关的内容,我复制过来,重温一下。

蔡元培重视美育,希望周树人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工作,这也正是周愿意做的。他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从这段话,明显可以感觉到鲁迅对“美育”的热情,事实上,他不仅有热情,他还有能力,鲁迅一生始终贯串着美术活动,晚年更是在木版画上倾注了大量精力,这也是鲁迅美术学院校名的由来。

陈丹青近年来很关注鲁迅,写了不少关于鲁迅的文字,我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鲁迅的“美育”主张与他一致。

陈丹青曾说,“‘美育’的最高标准和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国家美术馆。”“我在国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美术馆的国民,与没有美术馆的国民,很不一样,大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凡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维持民族自尊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美术馆,那是国家的荣耀,国家的脸面。诸位有一天到罗马、巴黎、伦敦、纽约去看看,美术馆天天人山人海。”“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可惜,“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可能还不如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 

分析了鲁、章思想主张上的差异,我们再回到火热的女师大风潮中,看看这种差异在现实中的体现吧。

8月1日,章士钊派出武装警察护送杨荫榆回校复职。杨在警察的簇拥下重返学校,公告解散参与闹事的四个班,封闭校门。

8月4日,章士钊首次前往距教育部百米之遥的女师大视察。(女师大所在位置即现今的鲁迅中学,向北一百多米即原教育部,现在是武警部队招待所)

8月6日,章士钊提请停办女师,并在国务会议上得以通过。《甲寅》于8月8日刊载这篇《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如下。

 

呈为国立大学,师生互哄,纷纠难理,拟恳查照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以资整顿而维风纪事: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校内一部分学生所反对,呈词互讦,由来已久。……

查此事之起,由于该校学生设有自治会,倡言不认杨荫榆为校长,并于公开讲演之时群起侮辱。该校长乃于素喜滋事之学生中,革除蒲振声、张平江、刘和珍、姜伯蒂、许广平、郑德音等六人。该生等不服,联合校内外男女各生,大施反抗行动。非但革生不肯出校,转而驱逐校长,锁闭办公室,阻止校长及办事人等入内,以致全校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五月至今,三四月间学生跳梁于内,校长侨置于外,为势僵然。一筹莫展。……

顷据该校长呈报:八月一日到校,顽劣学生,shou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又复撕布告,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并派人驻守校门,禁阻校员出入,其余则乘坐汽车四出求助。旋有男生多人来校恫吓,并携带快镜各处摄影。种种怪状,见者骇然等情。学生暴乱如此,迥出情理之外。

窃思比年学风,嚣张已极,政府既乏长策,社会复无公评,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煽发之,狙使青年男女,顽抗校命令,是非颠倒,一无准裁。

该校长以一女流,明其职守,甘任劳怨,期有始终,虽其平时措置未必尽当,平心而论,似亦为所难能。士钊每得该校长之谤书,思此辄为太息!……

不知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默察该校情形,各系教员,植党构扇,势甚强固,不可爬梳。而诸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道路以目,亲者痛心。

(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请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以此兴学,直是灭学;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

日者士钊曾偕部员,亲赴该校视察,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迹其行为,宜有惩罚;观其情态,亦甚可矜。当由部派员商同各该保证人妥为料理,无须警察干预。外传警察殴伤学生各节,全属讹言。

此后校事部了,尤不至有学警冲突之虞。合并陈明。

章士钊

对于章士钊呈文中,“见留校女生二十余人,起居饮食,诸感困苦”,我再解释一下。

8月1日,杨荫榆在警察的武力支持下进入学校,勒令留在校内的学生即刻离校。杨荫榆宣布:解散大学预科甲乙两部,国文系三年级和教育预科一年级,所有住校学生立即离校。刘和珍、许广平、郑德音等率领学生,坚决反抗。杨荫榆指使警察强行驱逐学生,但他们仍不屈服,后各校学生会代表闻讯前来慰问,杨荫榆见此情势立即逃离现场,但是警戒线一直没有解除。

8月2日,杨荫榆下令女师大全体职员工友离校,在太平湖饭店和首善公寓集合,致使学校处于瘫痪状态,甚至厨房断炊,留校二十余名学生(风潮中坚分子,许广平应在此内)只得靠各校支援来的食品充饥,“起居饮食,诸感困苦”即指此事。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这校长当得也没有什么意思,8月3日,杨荫榆在报上发表《致各界声明书》,并随即向教育部提出辞职。

8月4日,《晨报》发表了杨荫榆的辞职感言:“荫榆置身教育界,始终以培植人材恪尽职守为素志,在各校任职先后将近十年,服务情形,为国人所共鉴。去年三月,蒙教育部之敦促,承乏斯校。任职以来,对于校务进行,必与诸同人协议熟商,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惟荫榆秉性刚直,不善阿附,有时处理事物,自问过于认真,容有不见谅与人者,但即受国家委以重任,矢志以尽力女子教育为职责。毁之劳怨,所不敢辞,至于个人进退。原属无足轻重,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饰学风计也(按本校近七年来每年皆有风潮)。”

直至这时,她也没有丝毫悔过之意,仍然坚信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8月8日,章士钊批准了杨荫榆的辞职,免去了她校长职务。教育部的免职公文上列举了杨荫榆九条罪状:

一、以教务会评议会之籍便私图,则废弃各级主任,而滥用员司;

二、以学校经费之充饱私囊,则违幸征收,而剥削寒酸;

三、硕学宿儒,以弄己而排斥之;

四、朽木樗枥,以私谊竟登庸焉;

五、学生以爱憎为优劣;

六、市恩而代缴学费,利诱学生;

七、其尤倒行逆施者,则舞弊营私,破格收生;

八、溺职虚应,徒事敷衍;

九、头脑冬烘,居心残酷。

政府预备给校长、学生各打五十大板,既已处理了校长,接下来该收拾学生了,也不开除你,原校解散,另办一校,肯低头认错的学生自然可以入新校,否则就没学上。

消息传来,女师大学生群情激愤,拒绝改组。

鲁迅等6名教师发起成立女师大全体教员大会,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京报》上发表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要启事》,大致意思,一是拒绝解散令,二是驱逐章士钊,三是请热心教育人士,共起维持。启示还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部完全脱离关系”。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

据说,章士钊曾派人劝说鲁迅,许愿将来让他做校长,被鲁迅拒绝。后来,又有流言说鲁迅鼓动风潮是为了自己当校长,恐是以讹传讹。

于是,章士钊8月12日呈请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呈文如下:

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先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shou绪)。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施行。谨呈

临时执政

十二日

8月13日,鲁迅被推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兼总务主任。同日,段祺瑞执政府批准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舆论大哗。

对免职一事,鲁迅8月20日写了《答KS君》,后来发表在《莽原》周刊上,全录于后。

 

KS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shou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挦,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挦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shou,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附1:“KS”君是谁,《鲁迅全集》中没有注释。经查,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胡适。

多年前,章士钊就曾激烈抨击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咒骂白话文的提倡者“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陷青年于火井,颓国本于无形”。胡适和章士钊的笔墨官司此后展开,时断时续。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

现在,刚刚复刊《甲寅》又重燃战火,章士钊声称“文字须求雅顺,白话恕不刊布”“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

于是胡适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说白话文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胡适不做白话文”。

章士钊不服,又作《答适之》一文。

眼下这场胡章论战与鲁章之争发生在同一时期,所谓“敌人的敌人即朋友”,如此,鲁迅和胡适算是在一个战壕里了,鲁迅被免职后,胡适来信慰问,鲁迅回信即是《答KS君》。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KS”中的“K”说不通,或许只是鲁迅乡壁虚造的一个人吧。

 

附2:成语“每况愈下”的原形是“每下愈况”,见《庄子•知北游》“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不知道从哪个朝代演变成了“每况愈下”,这是普通人常用的成语,但章士钊常以古学家自居,便不应犯此错误。他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1925年8月1日)的《孤桐杂记》中曾写到,“民国承清,每况愈下。” 

8月15日,《京报》刊出《周树人免职之里面》,“自女师大风潮发生,周颇为学生出力,章士钊甚为不满,故用迅雷不及掩耳shou段,秘密呈请执政准予免职。” 《京报》还登出消息《周树人将控章士钊》,“周大愤,闻已预备控诉书,日内即将向平政院呈递云。”

民国报纸消息竟如此之灵通。的确,鲁迅已亲拟了起诉书,准备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革职决定。

据尚钺在《怀念鲁迅先生》中回忆,他曾问鲁迅,“找那个律师呢?”鲁迅回答,“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shou。”虽然没有专门研习,但鲁迅却天然地具备律师素养,他的两个官司都是完胜,这不仅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就是一般的律师恐怕也自愧弗如,有人讥讽他骨子里是“绍兴讼师”,虽然刻薄,却也有些道理。

起诉状原文没找到,仅有如下一节: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8月22日,鲁迅前往平政院上诉。平政院是民国政府的行政诉讼机关,负责审理行政官吏犯法的案件,受总统直接管辖。

这里须宕开一笔,把风潮暂且放下,说说这场精彩的官司。

大家知道,半年后鲁迅赢了这场官司,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章士钊只是兼任教育总长,他的正差可是国民政府司法总长!如此以弱胜强的案例,在中国法制史上恐怕唯此一例。

有一种说法是,鲁迅在 8 月8日或 8 月10日维持会内部会议上已被初步推举为委员,这也是章士钊8 月12日提出免他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维持会委员任命是8月13日正式公布的,于是鲁迅抓住这个破绽,在诉讼中提出,“行政行为发生于该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事实发生之前,这样的行政行为必然荒唐”。而鲁迅在《胡须与牙齿》中也说,“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这是其中的一个细节,但鲁迅致胜的关键并不在此。

根据当时的《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长官要惩戒下属,必须向“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道明惩戒事由,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才能执行惩戒。章士钊虽然在呈函中说“补办”,但毕竟没有先行这一步骤。鲁迅抓住章士钊违反程序和认定超前的错误,为推翻章士钊呈请的免职理由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附:“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审理惩戒,但仍属于行政程序而非司法程序。

民国时期,立法、行政、司法是分开的。司法独立的典型案例是“宋教仁事件”,宋案发生后,由于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幕后指使,当时隶属江苏的上海地方法院向赵秉钧发出到庭作证的传票。

1923年1月27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颁布过《大总统令》,“立法、行政、司法分权鼎立,为共和国之精神。凡司法范围以内之事,无论何项行政机关,概不得侵越干涉,迭经明令申告在案。乃近闻京外军警衙门,对于民刑诉讼,仍不无侵越受理情事,殊与司法独立之制有乖……”

这个《大总统令》除黎元洪盖印之外,还有国务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蔚、司法总长程克等三人副署。除程克是日本东京帝大法律出身外,其余三人都是旧军阀,尽管肚里没多少墨水,却很清楚此令会削弱自家权柄。

之所以爽快签字,无他,唯大势所趋耳。三权分立是宪政的灵魂,这不仅是朝野上下的共识,也是当时社会的民心所向。他们倘若签字盖章,没有多少人会记住,但如果不同意签字,就是亲shou将自己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0月13日,平政院给鲁迅送来教育部答辩副本。

10月16日,双方互辨,章士钊亲自撰写教育部答辩:

“查周树人免职理由,本部上执政呈文业经声叙明白,兹更为贵院述之:本年八月十日,本部遵照执政训令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当委部员刘百昭等前往接收,不意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责均极重要,乃于本部执行令准停办该校,正属行政严重之时,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缪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据接收委员会报告,入校办公时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众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查官吏服务令第一条:凡官吏应竭尽忠勤,服从法律命令以行职务。第二条:长官就其范围以内发布命令,属员有服从之义务。第四条: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第二十九条:凡官吏有违上开各条者,该管长官依其情节,分别训告,或付惩戒。规定至为明切。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员不服从本部长官命令,实已违反文官服务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此周树人免职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原诉状内有无故免职等语,系欲以无故二字遮掩其与女师大教习学生集会违令各行为,希图脱免。至追加理由所称本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稿件倒填日月一节,实因此项免职事件情出非常,本部总长系于十二日面呈执政,即日明令发表,随后再将呈稿补发存案。即日补发,无所谓倒填,情势急迫,本部总长应有权执行此非常处分,周树人不得引为口实。兹特详叙事实答辩如右。”

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裁决文书内容如下:

“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下: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判决书有两层意思,第一,鲁迅即使违反部令,举证责任在教育部,但教育部无充分证据支持;第二,即使鲁迅真的够处分,也应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惩戒,教育部最高首长无权擅自呈请处分。

判决之公,效率之高,令人叹服。

我又管不住自己乱联想了,想到什么了呢?

答案是,无数个,大的,小的,散发着河蟹气息的——稀泥!

很快,风潮由女师大扩至北大。许广平曾说,“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

8月18日,北大召开评议会,因为代校长蒋梦麟回乡探亲,评议会由教务长顾孟余主持,会上李石曾提出了抗章并脱离教育部的议案,理由是章士钊如此对待女师大,实为教育界罪人。尽管王世杰(前面提到过此人,《现代评论》主编)等坚决反对,最终以7:6获得通过,北大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授章签署的文件。

李石曾是什么人呢?那可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吴稚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张静江、蔡元培也入选监委。李、吴、张、蔡四人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

如果说女师大的斗争还是比较单纯的师生矛盾,北大这边的情况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胡适不是本届评议员,没有参加评议会,但会后他就知晓了。对于之前的女师大风潮,胡适始终保持沉默,但事关北大,他终于要开口了。

鲁迅也没有参加投票,但他显然是支持北大脱离教育部的,看《我观北大》就能知道。尽管人称“世故老人”,但肮脏诡谲的政治绝非鲁迅擅长的领域。倘若让我打分,鲁迅的思想成绩95分,文学成绩85分,政治成绩20分。胡适前两项赶不上鲁迅,但政治成绩要好得多,起码也是70分,他对风潮的演变以及背后政治力量的角力看得很清楚。事实上,自从五四以来,胡适就发现有党派在暗中操纵利用,故而会发出让学生回归课堂的呼声(鲁迅对此颇不解,认为是新思想上了守旧派的圈套)。

8月19日,胡适、陈西滢、陶孟和等五位教授向评议会发表声明,抗议决议“不合shou续”。后来又提出下列三条:

1、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

2、本校同仁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

3、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

李石曾当然也不示弱,迅速回击对shou。

这两拨教授,一边是“英美派”,一边是“法日派”,已是长期不合。胡适1925年1月17日日记,与陈西滢相谈甚久,“通伯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此辈者,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一班人也。”

胡适的朋友、人在外地的朱经农就此事致信胡适,“这一次北大脱离教部关系,实在没有道理。李石曾的政治行动,令吾人失望。女师大风潮久延不决,愈闹笑话愈多。杨荫榆脑筋固然太旧,女学生的举动也未免太新奇了。现在北京教育界太没有主持公论的人,Demogogue(应作 Demagogue,煽动者)利用青年,连马友(马裕藻)老先生也起了做女师大校长的心,可笑亦可叹。我想此时除解组外,似亦无他法矣。你们这一次出来反对评议会,我极以为然,所以写一信向你们表同情。”

沈尹默、马裕藻这两个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回头看看《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署名的六个人,“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我毫不怀疑周氏兄弟为学生争自由的决心和热情,但他们的朋友也这么纯粹吗?

马裕藻是公认的“好好先生”,他的弟弟马隅卿后来是北京城第一个扯起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的人,马裕藻此时站到李石曾的阵营里不足为怪。

再看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鲁迅曾说,既有学者的良心,又有市侩的shou段,这样的人才在他周围还没有。但我以为,如果要在鲁迅的朋友圈里找出一个政客来,那就是沈尹默。沈别号“鬼谷子”,北伐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就当上了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佩服吗?还有咧,他是陈毅进城后第一位拜访的民主人士,是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是周恩来总理任命的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历届上海市人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斗争的结果,胡适派失败,北大脱离了教育部。

 

附1:鲁迅曾经评价老师章太炎“白璧微瑕”,章思想上、古学上的成就都很高,但政治上却比较幼稚,晚年被军阀利用,故而得此评语。我很想大声说一句,鲁迅先生您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附2:这次北大两派之争,仅是国民党势力介入教育界的一个插曲,高潮发生在次年的“三一八”,国民党利用外交危机,鼓动学生抗议北洋政府,导致学生喋血街头,令北洋政府声名扫地,最终取而代之。国民党要员的红顶子就是用学生的鲜血染红的,历来如此,大抵如此。

附3:不好意思,《宣言》署名是七个人,数错了。关于这几个人,我再多说几句。

钱玄同不用多说,那是和周氏兄弟志同道合的人。

李泰棻我不大熟悉,他是七个人中最年轻的,其余六人都是浙江人,唯独他是河北人,

专业也和六人有所区别,是搞历史的,我想署名时把他拉进来应该是比较偶然的。他后来也曾从政,做过省教育厅长、冯玉祥的中将秘书长等等。

马裕藻是“好好先生”,周作人说他人老实,但容易发脾气,后来在仕途上无甚发展。

沈兼士是沈尹默弟弟,后来也曾从政,北伐胜利后做过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

最后是沈尹默,周作人说他沉着有思虑,虽凡事退后,却很起带头作用。

大家知道,沈尹默以书法出名,《中南海收藏书画集》的第一页就是他写给毛泽东的,周恩来家中和办公室都曾挂过他的字。

他的成就和陈独秀很有关系,沈尹默回忆,他25岁时见到陈独秀,“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陈的一句话,让沈尹默苦练书法几十年。

后来,报纸上登了陈独秀“抓破妓女下身”事件,北大讨论陈的去留,沈尹默与汤尔和达成一致,两人极力反对陈继续留教。

还有一个很好的事例,文革中大批胡适,沈尹默就列出一条胡适的罪状,说他曾有一次拜访胡适,看见胡适正在伏案写作,桌子上摆满了书。我实在想不通这又何罪之有?是想说胡适抄袭吗?那就拿出真凭实据来,别用捕风捉影的事说话。

但沈尹默也有积极的一面,营救李大钊、送李的儿子出国,他充分运用了自己在官场上的交际能力。1932年,因不满国民党压制学生,辞去河北教育厅长。抗战后,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弹劾孔祥熙未遂,抗战胜利后辞职,在上海鬻字为生,这也是他备受我党礼遇的原因之一。

 

附4:提请大家注意,国共破裂是在1927年7月。事实上,国民党北方势力介入教育界,其中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所以会有以下事件。

1925年11月底,北京爆发了号称“首都革命”的demonstration,游行由北大教授朱家骅和陈启修领导,朱家骅是国民党员,而陈启修(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活动从28日开始,第一天有三万多人,第二天达到五万左右,并在天安门召开了国民大会。会上,首先由朱家骅报告开会宗旨,并通过大会决议,接着由陈启修发表讲话。大会结束后,与会群众兵分几路,举行大规模游行,其中一路shou持“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标语口号,向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奔去。不一会儿,报馆接待室首先起火,室内陈设全被砸毁,消防队及时赶到,火势才被控制。据当时担任《晨报副刊》主笔的徐志摩说,大火之后,“馆员们的衣服,听差们的被褥,厨子们的家当,会客室里的新制的一套沙发,壁上挂的画片,全没了”,所幸机器和稿子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晨报馆遭此劫难,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晨报馆具有研究系背景,研究系的全称是“宪法研究会”,领袖是梁启超、汤化龙(1917年被国民党暗杀),由于想凭借旧势力改良中国,所以曾经依附袁世凯、段祺瑞,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二是,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笔,发起一场“对俄问题”大讨论,反对苏俄的一方明显占了上风。

胡适并不支持这种讨论,认为缺乏事实依据。可在火烧晨报馆事件之后,他却非常震惊,前去诘问陈独秀,前面说过,不重复了。

附5:北大脱离教育部的两派斗争中,也有人在中间斡旋调停,其中就有张凤举。这个名字很熟悉吧?

周作人夫妇跟鲁迅打架,叫来的见证人就是徐耀辰和张风举,章川岛虽然也在,但毕竟是在院子里,而且章听不懂日语,徐、张却是精通日语的。兄弟失和最重要的直接证词来源于章川岛,那是因为徐、张都闭口不谈,其实他俩才是最深知内情的人。

后面我们还会说到张凤举,因为周氏兄弟和胡适派感情破裂,此人实在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关系,以致胡适把他视为一个小人。

我不同意如此简单的给他定性,周作人和他关系甚密,鲁迅也曾很欣赏他,到底是小人还是好心办坏事?我还在琢磨,等写到那里再说吧。

    

回到女师大,风潮发展到现在,其中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第一个是5月7日,国耻演讲会上杨荫榆被赶下台后,召集专职教员去西安饭店餐会,开除许广平等学生的决议应该就是在这次餐会上产生的(至少鲁迅是这么认为的)。

第二个是8月1日,章士钊授权杨荫榆重返女师大,前面曾说章士钊派武装警察护送,不大准确,是杨荫榆以学校名义向京师警察厅发出公函,请求于8月1日派警察三四十名护送回校。杨荫榆还特意邀请萧友梅、李仲揆(即李四光)、夏莲芳于8月1日到校旁观,此三人后被称为“三勇士”。

第三个是8月22日,教育部刘百昭雇打shou冲进女师大。这天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比如鲁迅上诉,李四光发表关于风潮的文章等等。

等一下再说重头戏刘百昭打学生,先看李四光的这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刊登于8月22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2卷第37期,没能找到原文,仅有内容概述。

文章一开始,先说北京人的看戏。听说北京老听戏的大爷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他们必要到什么梅兰芳、王凤卿出台的时候,才到戏园;那些名角唱完的时候,恰是戏曲完场的时候,也恰是大爷们戏瘾过足了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畅快。而这些日子,北京女师大正在上演着一场“新剧”即女师大风潮,这么好的戏,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

“有一天晚上(注:7月31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像江亢虎那样犯复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第二天早上,小雨纷纷,景象黯然。他跑到女师大前门的时候,只见了若干名卸除武装的巡警,或坐或站,挤在廊下。门役领他到一个灰尘满地的客厅,待了四五十分钟,忽然听着门外的汽车声,嘈杂声,骂声,叫声,“杨荫榆来了……杨荫榆来了……”

办了几种shou续(如传递名片,学生的检查等等),护校的学生放他进去了。在一间热极的小房子里,见到了杨荫榆,只见有几位学校的教职员,并无所谓参观的人士。听差不断的向杨校长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校长、职员、听差连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好容易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门关上。这些人忙乱的时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这样过了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做戏做不出来,似乎并不十分着急,可是他这个看戏的人却急死了。

他再三向杨校长告辞,终不得允许。待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忍耐不了,就红着脸皮说了几句对不住主人的话,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

这样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终于看到如下一幕。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shou,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请注意李四光文中的一句话,“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这说明李四光不仅看了《“碰壁”之后》,而且对“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说法是不赞同的,非常明显,李四光是同情杨荫榆的。

有些话我一直憋着没说,借这个机会一吐为快吧。

杨荫榆做校长的确失败,家长式的做派令人厌恶,鲁迅尽可像教育部那样列出她的几大罪状,逐条骂之,这才是大丈夫之举。可惜,鲁迅剑走偏锋,《寡妇主义》、《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对杨的私生活极尽嘲讽之能事。

而对杨荫榆坎坷婚姻经历,我是很同情的。她早年被父母包办,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少爷,父母可能也是被媒婆骗了(跟鲁迅母亲一样),竟不知道此少爷乃一傻子!杨荫榆等到拜完天地才发现,可惜为时已晚。后来,杨荫榆从婆家逃回娘家,婆婆跑来要人,杨荫榆躲在嫂嫂房间,最后双方摊牌,杨荫榆自愿被休。不久,杨被家人送往美国留学,终身未再嫁。同是天涯沦落人,鲁迅又何必如此呢?

杨绛、钱钟书也算够有涵养的,对鲁杨之争始终不置一词,倘换作我,那是一定做不到的。

 

附1:就我目前所知,8月1日,鲁迅不在女师大现场。

附2:李四光与杨荫榆并没什么交往,之所以被请来旁观,估计与李夫人有关。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无锡人,与杨荫榆是同乡,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英语和音乐,弹得一shou好钢琴。

当时,陈西滢、李四光等绅士派大多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大同晚报》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此语后被鲁迅多次引用。李四光、许淑彬夫妇和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交往甚密,1949年,陈西滢、凌叔华帮助李四光避开了国民政府驻英使馆的阻挠,顺利回国,1971年李四光临终前说,自己能为国效力与陈西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 李四光这篇文章自然难逃鲁迅的法眼,不过他迟迟未动笔,拖了一个月才反击,等那时再写吧。

先看刘百昭打人事件。刘百昭曾留学英国,于1925年4月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

8月19日,刘百昭率领了十余个部员来到女师大宣布接收,但在学生抵制之下,没有成功。

于是,8月22日下午,刘百昭组织了一支更庞大的队伍,混杂了部员、巡警、茶役、老妈子等等,分头蜂拥而入,十多人挟持一人,强拖出校,坚守学校的骨干分子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拖出校门。

对这一事件,石评梅写了《女师大惨剧的经过——寄告晶清》,发表在8月26日的《京报副刊_妇女周刊》上,节录于下。

……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这幕惨剧:而我们贵国的教育确事整顿的肃清了,真不知这位“名邦大学,负笈分驰”的章教长,效法那一名邦,步尘那一大学:使教育而武装?

自从报上载着章士刽、刘百昭等拟雇女丐强拖女生出校的消息后,她们已经是一夕数惊,轮流守夜,稍有震动,胆破欲裂,在她们心惊胆跳的时候,已消极的封锁校门,聚哭一堂,静等着强暴的来临,她们已抱定校存校亡,共此休戚的决心,八月二十二号上午八点钟,女师大的催命符,女子大学筹备处的降主牌就挂在门口了。下午二时余,刘百昭带着打shou,流氓,军警,女丐,老妈,有二百多人,分乘二十余辆汽车,尘烟突起处,杀向女师大而来!这时候我确巧来女师大看她们。

……虽然有高壁堑立在我面前,使我看不见里面女同学们挣扎抵抗的可怜,但是在那呜咽的哭声里,已告诉我这幕惨剧已演成血肉横飞,辗转倒地了。正在用心的眼了望她们狼狈状况时,忽然擦、擦的鞭打声起了,于是乎打声哭声绞成一片,我的心一酸懦弱的泪先流了!这时哭喊声近了,参政胡同的小门也开了,由那宽莫有三尺的小门里,拖出一个散发披襟,血泪满脸的同学来,四个蛮横的女丐,两个强悍的男仆,把她捉上汽车。这时人围住汽车我看不清楚是谁,但听见她哭骂的声音,确乎像琼妹。……

呵!天呵!一样的哭喊,一样的鞭打,有的血和泪把衣衫都染红了!第二辆汽车捉走的是韵了,看见我时,喊了一声我名字她已不能抬头,当我嚼紧牙齿跑到汽车前时,只有一缕烟尘扑到我鼻里,一闪时她仍也都去了。这时里面的哭声未止,鞭打声也未止,路傍许多看热闹的女人们都流下泪来,慨叹着说:“咳!这都是千金小姐,在家里父母是娇贵惯的难受过这气,谁更挨过这打呢!”“上学上成这样,该有多么寒心!咱们家女孩快不要让她们上学受这苦!”

薇来了,告诉我说把她们送在地检厅不收,现在她们在报子街补习科里。我马上坐上车到了那里,两扇红门紧紧地关着不许人进去,我那时真愤恨极了,把门捶的如鼓般响,后来一辆汽车来了,里面坐着油面团团的一位官僚,不问自然知道是教育部的大员,真该谢谢他,我和许多同学才能跟着他进来。一进门,琼和韵握着我shou痛哭起来,我也只有挥泪默然的站着。这时忽然听见里边大哭起来,我们跑进去看时,李桂生君直挺挺的在院里地下躺着,满身的衣服都撕破了,满身上都成了青紫色的凸起,她闭着眼睛,口边流着白沫,死了!

那位面团团的部员大概心还未死,他看见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似乎也有点凄然了。但是同学们依然指着他赶着他骂走狗。我见他这样,我遂过去同他谈话,我质问他教育部为什么要出此毒shou?我问他家内有莫有妹妹儿女?他很恳切表明他不赞成章刘的过激,此来纯系个人慰问,并非教部差遣。事已至此,我也不便和他多谈,就问他对于李桂生的死去,教部负不负护救责任?他马上答应由他个人负担去请医生,过了半小时北京医院来了一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她才有一口气呼出,不过依然和死去一样直躺着不能动。我听琼说:“她这次受伤太重,医生诊察是内部受伤;加之三次军警打她们时,她三次都受伤,才成了这样”。生命维持到何时未可知?到今天,才送进德国医院。又听人说是头部受伤,因为下车时,她已哭晕过去,由两个流氓把她扔在地下,大概扔的时候头部神经受振动了。

这位部员对于李桂生的病,似乎很帮忙救护,我们不知他是否章士钊派来,还是真的他个人来慰问?但是他曾愤极的说,假如这事成讼,李桂生受伤我可以作证人。那时我们只鄙视的笑了笑!

第二天我和罗刘两位又回到女师大,我们意思要劝她们好好出来,不必受他们的毒打和拖拉,可巧我们走进角门时,正好秀和谛四人捉上车去,她们远远望见我们来,又放声大哭起来,我们都站在车上温慰了她们几句,劝她们节哀保身。秀的衣襟撕的真成捉襟见时,面色像梨一样黄,她哭的已喘不上气来,她们都捉尽了。她是最后的奋斗者。当汽车开时,她们望着女师大痛哭!那红楼绿柳也暗然无光的在垂泣相送。

……琼告我当她们严守大门时,殊未想到打shou会由后边小门进来,进来后,她们牵作一团抵抗着这般如虎似狼的敌人。一方面有人捉人拖人,一方面便有许多人跑到寝室里去抢东西。一位女同学被拖走时,要同去拿点钱预备出来用,回到寝室时见床褥已满翻在地下,枕头边的一个皮包已不翼而飞。她气极了,向刘百昭骂他强盗,刘百昭由皮夹里拿出五十元给她,她掷在地下,刘又笑嘻嘻的拣起。这次女丐流氓混入女师大之后,定有许多人发财不少,然而这万里外无家的同学们此后无衣食无寝栖,将何以生存,教育部是否忍令其流离失所,饿毙路旁?

十三个人被困在补习科,还有四五人不知去向,有七八人押送地检厅,尚有赵世兰同姜伯谛被押至何处不知,闻有人逢见在司法部街上毒打已体无完肤,奄奄待毙。晶清!幸而你因父丧未归,不然此祸你那能侥免,人间地狱,我女子奋斗解放数十年之效果,依然如斯,真令人伤心浩叹!野蛮黑暗,无天日到这样地步。

教部把他们捉送到补习科即算驱逐出校,校内一切铺盖概不给与,那夜大雨,她们又饥又寒,第二天已病倒不少,琼妹面色憔悴黄瘦,尤令我看着难受!今天她东倒西歪已经不能支持了,躺在地板上呻吟!那种情形真惨不忍睹。 

……

中国教育界已成这种情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从前希望他们的现在已绝望了。无公理,无是非,只要有野蛮的武力,只要有古怪的头脑,什么残忍莫人道,万恶莫人心的事做不出来呢!她们也算抗争公理了,然而结果呢,总不免要被淫威残害。别的人看着滑稽的喜剧高兴,痛痒既不关心,同情更是表面援助的好名词。

写到这里我接到朋友一封信,说昨夜十一钟她们都不知林卓凤的下落,后来有人说她仍锁在女师大。她们听见回到学校去找,军警不让进去,再三交涉,才请出女师大庶务科一位事务员,他说林君已越窗逃出。现在听说在一个朋友家,她神经已有点失常了,恐怕要有疯症的趋势。你是知道她的,她本来身体素弱,神经质衰的一个人,怎能经过这样的磨难呢!晶清!你归来呵!归来时你当异常伤心,看见她们那种狼狈病容,衰弱心神的时候。我们永久纪念这耻辱,我们当永久的奋斗!这次惨剧是我们女界人格的奇耻,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破产的先声!

 

附:北京陶然亭公园的“高石之墓”,即高君宇与石评梅,两人都不满三十岁就去世了。高君宇是共青团第一届执委委员,“五四”中的学生领导,曾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高君宇和周恩来是朋友,曾鼓励周追求邓颖超。

因高君宇在家乡已有发妻,高、石二人的恋情没有深入发展。按照石评梅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朋友们将其葬在高君宇墓畔。 1956年周恩来强调保存“高石之墓”,他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1982年邓颖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再来看看教育部那边的情形吧。

8月24日,鲁迅两个私交最好的朋友,同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齐寿山公开反对章士钊,其中许寿裳为佥事,齐寿山为视学。他们在《京报》上发表了《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还把《宣言》拿给章士钊看,故意气他。两人随后辞职。《宣言》如下:

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一轻薄小才,江湖游士,偶会机缘,得跻上位。于是顿忘本来,恣为夸言,自诩不羁,盛称饱学;第以仅有患得患失之心,遂辄现狐狸狡猾之态,自五•七风潮之后,即阳言辞职,足迹不见于官署者数月,而又阴持部务,画诺私家,潜构密谋,毁灭学校,与前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相联结,驯致八月一日以武装警察解散该女子师范大学之变。案学生所陈,仅在恳请当局,撤换校长,冀学业稍有进步而已。倘使处以公心,本不致酿成事故。而章士钊与杨荫榆朋比固位,利己营私,必使成解散之局,于停办该大学呈文中,尚观然自饰,谓先谓实行负责,后令妥善办理。且叠用佻达字句,诬蔑女性,与外问匪人所造作之淫诼相应和。而于滥用警士,殴击学生等激变之故,则一字不提。是不特弊亏国人视听之明,实大淆天下是非之辨。近复如厉,暴行及于部中。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以为妖异。周君自民国元年由南京政府北来供职,十有四年,谨慎将事,百无旷废;徒以又为该大学兼任教员,于学校内情,知之较审,曾与其他教员发表宣言,声明杨荫榆开除学生之谬,而章杨相比,亦撄彼怒,遂假威权,泄其私愤。昔者以杨荫榆之党已也,不惜解散学校,荒数百人之学业以徇之;今以周君之异己也,又不惜秘密发纵以除去之。视部员如家奴,以私意为进退,虽在专制时代,黑暗当不至是。此其毁坏法律,率意妄行,即世之至无忌悼者亦不能加于此矣。最近则又称改办女子大学,即以嗾警毁校自夸善打之刘百昭为筹备处长,以掩人耳目。举蹂躏学校之人,任筹备学校之重,虽日报功,宁非儿戏。旋又率警围校,且雇百余无赖女流,闯入宿舍,殴逐女生,惨酷备至、哭声盈于道途,路人见而太息,以为将不敢有子女入此虎狼之窟者矣。况大队警察,用之不已,是直以q剑为身教之资,隶教部于警署之下,自开国以来,益未见有教育当局而下劣荒谬暴戾恣睢至于此极者也。

寿裳等自民元到部,迄于今兹,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谨此宣言。

许寿裳、齐寿山

 

附:帖子一开始说过,鲁迅的第一个工作是许寿裳介绍的,鲁迅最无助的时候也是许寿裳帮他谋到教育部的差事。

许寿裳话不多,是一个极好的听众,许广平曾说,“鲁迅先生不管受多大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

虽然不在八道湾现场,但许寿裳是除徐耀辰、张凤举外,第三个熟知兄弟失和内情的人,而他的证词完全维护鲁迅,这令周作人大为不满,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还耿耿于怀,说许寿裳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

我尤其要说的是,后来许寿裳去了台湾,在台大做国文系主任,有为鲁迅作传的想法,被当局知道后,派出杀shou,趁夜间许在寓所熟睡将其杀害,据说头像摔开的西瓜一样。

许广平后来回忆许寿裳时说,“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十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屑,始终给我安慰、鼓励、排难、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

鲁迅得此一友,何其幸欤!

章士钊先被北大羞辱,后被许、齐两个部下嘲弄,终于,8月26日,“极峰”段祺瑞亲自出马,下发《临时执政令》。如下。

迩来学风不靖,屡起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以至师生大多数之循分为学者大被侵扰,无以自安,既怀斯文将丧之忧,更深贼夫人子之痛。国家设学,成效如斯,咎将谁归,宁可不察。本执政行能无似导诱未周,令血气之方刚,冀迷途之不远。教育为国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诸生如此放肆,尚复成何事体用?特明白晓示,自后无论何校不得再行借故滋事,并责成教育部拟具条规,认真整饰,不随不激,期于必行。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永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其凛遵焉,此令。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印

教育总长章士钊

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风潮闹得这样热闹,陈西滢好了伤疤忘了痛,忍不住在《闲话》一栏又发表了议论,后来入集时标题定为《走马灯》,刊登于8月29日《现代评论》。全录于下。

为了沪案几十万工人罢了工,为了沪案全国的学生罢了课,这重大的沪案已经解决了吗?为了沙田惨杀案那一向反抗中央的广东政府居然肯与北京政府合作,这沙田的案件已经解决了吗?从一部分的报纸和学生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不成问题了。

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暗的牢狱里,我们似乎应当竭力的反抗了?张宗昌在山东,李景林在直隶压逼爱国运动,不遗余力,至于q毙了不少人,我们似乎更应当竭力的反抗了?从一部分的报纸和爱国运动的目标看来,这似乎还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潮占去了。现在有多少辆汽车在外面跑,为的女师风潮。现在有数千他校学生下半年的学业正摇摇在天平里,也为的是女师风潮。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

为什么呢?为了压逼女师的是章士钊,章士钊是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钊就是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阿。可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也实在是瞎了眼,怎样会选中了章士钊做他们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国日本两个大帝国做靠山,还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要是没有那“面圆如龟,齿狞如犬,攒眉凸眼,隆颈扁腮”的那厮在“千q万马之中”,大唱其京调,大施其攻城守垒的shou段,章士钊怎样的去向他的主人交帐?

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的。

 

附1:“毛丫头”一语出自8月24日《京报》上文章,即吴稚晖关于女师大问题的《答大同晚报》,“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

附2:“面圆如龟,齿狞如犬,攒眉凸眼,隆颈扁腮”的出处没有找到,我猜测,可能是某篇支持学生的文章用此语形容刘百昭的。

陈西滢的另外两篇《闲话》,后来也被鲁迅多加引用,一并录在下面。

一篇是8月29日《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后定名为《参战》。全文如下。

张歆海先生有一天晚上在王府井大街走路,忽听得前面一声声的呐喊。他走上前去,看见一个车夫在路边啜泣,说有一个喝醉了的美国兵坐了车,非但不给他钱,还打了他一顿。再走几步,看见一黄衣的巡警躺在烂泥里,挣扎着不得起身。停望前面黑黝黝一片人,还在叫喊着,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三四十个人跟在两个美国兵的后面叫着嚷着“打!打!”这两个美国兵不慌不忙地慢慢的走着,有时还立停了转身看看后面的中国人。后面的中国人口中喊着“打!打!”,可是总是隔远着六七丈的距离,美国兵走他们也跟着走,美国兵立停他们也跟着立停。他们的人数愈聚愈多了,一会儿就有了百余人,也有几个警察,可是还只是远远的跟着喊“打!打!”,美国兵走到了东交民巷的一个口上了,他们回返身来,笑着嚷着:“来呀!来呀!”说了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另一篇是9月12日《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后定名为《利害》。这篇文章看起来是针对鲁迅的,鲁迅本来就对陈西滢在报纸上说那些流言有气,现在陈西滢说谣言四起和某些人武断下结论有关,这不是在骂鲁迅么?!看来小陈又想惹事了。全文如下。

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因为自己没有是非,便以为世界就没有真是非。他们看见了一篇议论,不问话说的对不对,只问这话有什么作用。他们听到了几句批评,不问指摘得确切不确切,只问后面有什么动机。所以你指出一个人的翻译的错误,那么你不是为了“三角恋爱”,便是为了“抢做教务长”,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遥诼蜂起。

庄生说:“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我们也有应当自省的地方。

可是,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延,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蔑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氏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

吴先生说:“一个人的人格经不起几个人的诽谤;也就可以收场了。”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敢不自勉。我们的言论,无论是是非非,还是依了良心的主张,断不因为怕谣诼而畏首畏尾。至于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人相信我们的主张是能受金钱权势所移的,就可不必认我们为朋友,如果有人面作不信而暗中模糊影响,作莫须有的攻击的,我们也不愿有那样的人做朋友。

和上一次不同,鲁迅这次的回应比较慢,但李四光的一篇、陈西滢的三篇可都记在心里了,等他腾出功夫就一个也不放过了。

八月底九月初这段时间,鲁迅不仅忙于打官司,作为维持会委员,还忙着和学生们建立临时学校。因为女师大被刘百昭武力接收后,已改立为“国立女子大学”,胡敦复为校长。所以,9月1日,维持会另租了一所房屋,在在西城宫门口里南小街宗帽胡同4号,开辟了六个教室和一个学生宿舍,这便是女师大(政府方称其为“伪女师大”)的临时校舍了。校长是易培基,应该也是维持会推选的。9月2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此后两个月,周氏兄弟等支持学生的教授们就义务来这里上课,直到11月份风云再起,形势逆转,女师大复校,搬回了石驸马大街原址。这是后话了。

 

附:和李石曾类似,易培基也是国民党政界高层。易培基的女婿是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

易培基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曾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消息后,极为悲痛。

就在易培基担任女师大校长一职的同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他任理事兼文物馆馆长。

1926年3月,易培基发动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游行,遭段祺瑞政府通缉,避居东交民巷,又隐居长沙。北伐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农矿部长,后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1933年,因著名的故宫盗宝案蒙冤,四年后含冤去世。

从鲁迅到梁实秋的历史轮回1(本文为同步整理版)


作者:煮酒叶难烧 

近来对中学课本删减鲁迅文章的争论不绝于耳,以致出版社都忍不住出来辩解两句,原来此事已是几年前的旧闻。5年前,人教版的高中课本选录的鲁迅文章从5篇减少到3篇,同时首次选入梁实秋、戴望舒的作品,当时并无反响,不想现在却被翻出来被议得沸沸扬扬。让我们抛开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回望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重温那段思想激烈碰撞的历史吧。
请时空穿梭机带我们回到1881年,浙江绍兴有个秀才叫周伯宜,父亲周福清是进士,在北京做官,远祖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这是个纯正的书香门第。
这年秋天,周伯宜得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樟寿。11岁时,周樟寿到私塾三味书屋上学,仅上一年,家中就遭了灭顶之灾。祖父周福清试图帮人买通乡试主考,败露后被革职下狱。周樟寿和弟弟被送到舅舅家避难。周福清往上递了一张银票,被判“斩监候”。此后周家每年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因此衰落。
周樟寿15岁那年,父亲病故。年轻的周樟寿过早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难想象,这会对他的性格产生多么剧烈的影响——梁实秋称之为“偏激”,但同时也激发出他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渴望正是促使他日后投身创造的根源。
两年后,周樟寿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进入新式学堂求学,并改名周树人。四年后,周树人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周树人到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京城一个姓梁的旧式官宦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孩,名治华,字实秋。这年周树人22岁。
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河北沙河人,祖先世代务农。梁芝山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路,为官多年,官至四品。在广东做官期间,打下了丰厚家底。卸任北归时,曾在杭州停留,期间恰逢乡试,梁芝山养子梁咸熙已到应试的年龄,极重功名的梁芝山为使养子参加考试,将梁家的籍贯改为浙江钱塘。
回到北京后,梁芝山买下有30多个房间的宅院——内务部街20号,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间宅院的西厢房,并在这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梁实秋父亲梁咸熙原籍河北大兴县,幼年孤苦,幸被梁芝山领养为子,得以上学读书。梁咸熙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之后,供职于京师警察厅,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尤其酷爱金石学(著名的西冷印社就是研究金石学的)。
梁实秋深受父母宠爱,但在儒家思想浓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家族森严的等级尊卑关系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自述“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
梁实秋最早上的学校是离家不远的五福学堂,第一天上学,学监带领着学生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礼,让梁实秋甚为不满,他觉得自比“丧家犬”的孔子应该是有趣的、有人情味的,未必乐意被后人这样跪来叩去。彼时的梁实秋大约5岁,即能有此等见识,可见日后的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时的周树人已经弃医从文,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了。
促使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就是著名的“看电影”事件。尽管如此,周树人并无民族自卑心理。在23岁时写给浙江同乡的信中,鲁迅发表了对日本学生的看法——“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之上,惟社交活泼,为彼辈之长”。
从文后,周树人想的第一件事,便是办一份文学杂志《新生》,但因经费问题中道而废。后来便想在翻译上多有建树,以此引起国人的注意。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凋敝,并无多少佳作可读,老朽的八股体和文言小说,不仅内容贫乏,情趣亦殊为干瘪。翻译域外小说,在周树人看来,是输进新精神的途径。他与二弟周作人着手从事翻译,用意颇为明显,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他们翻译了一些东欧民族的文学作品,以及俄国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只有数十册(目前存世只有七本,已成为珍贵的文物)。周氏兄弟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弱小民族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为翻译东欧文学而学习德语,这使他在知识来源上更加倾向接受欧陆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成分,而对英美自由主义感到疏离。梁实秋则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

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中说“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本人学识浅薄,目前尚不了解这一说法的依据。
20世纪初的日本掀起一股尼采思潮,周树人开始接触日本视角下的尼采思想,同时赶上由西方波及日本的易卜生热,他阅读了大量易卜生戏剧,对其后来形成“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此时的北京儿童梁实秋却失学了,因为启蒙学校五福学堂关门了。和周树人的父亲一样,梁实秋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自然希望给子女提供正统的国学教育,于是请了一位清朝拔贡,在家里里开辟了一个书塾。后来梁实秋又进入了“当时公认最好的贵族学校”——陶氏学堂就学。这里纨绔子弟众多,个个恣肆骄纵,飞扬跋扈,梁实秋很不适应。191l 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旧秩序土崩瓦解。陶氏学堂校长被杀,学堂关门。小梁同学再度失学了。
危机往往意味着转机,梁实秋上过三个旧式学堂,因为这场革命,终于无需再上第四个了,而是得到了去新学堂的学习机会,即位于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成为了高小一年级的小学生,开始接受合乎现代文明精神的教育。
这时的周树人已回国两年,就业困难、谋生不易,跌入一生中的最低谷。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逐渐熄灭了周树人心中的希望之火,最初的狂热日渐消退。就在这时,绍兴老家传来家信:家中添了朱安(母亲为周树人娶的妻子),生计日艰: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读书还没毕业,就要和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其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周建人),费用不够。母亲希望周树人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途黯淡,背后又生出诸多牵绊,前后合围,留给周树人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
1909年,28岁的周树人从日本回到中国。
早几个月回国的许寿裳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周树人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周树人就有了第一份工作——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
有一次,周树人答应学生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前清时代。全校为之惊讶,他却坦然教了。他向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授课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周树人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还参加了驱逐校长事件。
原校长沈钧儒离任后,当局派了官僚夏震武接任。上任前一天,夏震武要求众人次日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第二天早上,夏果然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穿着袍儿、靴儿来了,他见众教师蓄着短发,又没有设孔夫子牌位,便生气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话音刚落,众人哄然而起。他看势头不对,在仆从拥护下夺门而去。接着他送来一信,信中说开除教务长许季茀,打算杀鸡儆猴,于是众教师当日集体罢教。学生们瞠目而视,震动全省。僵持半个月,当局最后派了较年轻开明的孙智敏来代校长,这一风波才告平息。
1910年9月,周树人应邀去绍兴府中学堂教生物学兼任监学。回到故乡,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后来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假辫子,“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革命总是有些用处的,对梁实秋而言,有了新式的小学可以上;对周树人而言,则不必再受“无辫之灾”,“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周树人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然而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成功”很值得怀疑。
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他(指光复会的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兵变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幸好梁实秋父亲在警察局任职,还不至为生活犯愁,父子均以读书为乐。
在第三小学的学习,小梁同学心情愉快。诸多课程,梁实秋都能应付自如,取得佳绩。唯独“算术”例外,一提起“鸡兔同笼”一类的算题,脑袋就嗡然胀大,他抱怨说:“象‘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周树人在日本学习时物理、化学还能取得及格,而梁实秋只能说是毫无数学细胞了。

附:似乎文字好的人极少有数学好的,还有两个文字功夫极好的人,也是毫无数学天赋。一个是毛泽东,数学成绩一向糟糕;一个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得鸭蛋,上清华是特招的。
辛亥革命后,王金发主掌绍兴军政分府,任命周树人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
对于这个新政府,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报纸作为舆论监督,于是请了周树人、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创办《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首刊,周树人写了《〈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后,登了不少得罪新政府的文章。周自述,“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Pistol来打死你们了。”
听了这话,周树人觉得很诧异:我领的钱是学校的校款,怎么说是诈取呢?后来才知道所谓诈取,并不是指这钱,而是王金发另外送给《越铎日报》的一笔钱。周树人知道绍兴不能再待下去,于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盘算着外出谋生。
这一年的冬天,周树人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用文言文写成,写一个冬烘先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情形。作者杰出的讽刺能力展露锋芒。
周树人辞职之后,得另外寻个职业。他托人介绍准备到上海当编辑,上海那边寄来一篇德文作为笔译试题,考取了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薪水。周做好译文,邮寄上海。谁知上海的回信还没等到,蔡元培的信先来到了,邀请周树人到南京的教育部去。
原来是给周树人介绍过第一份工作的许寿裳,又一次出手相帮,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周树人。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
于是周树人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招请,也许真就去上海当编辑了吧。
周树人曾在南京求学四年,读的是世人看不上的水师学堂,如今作为新政府的官员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样滋味,几多感慨之中还夹杂着些许兴奋。周后来信中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数月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周启程北上,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并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三个月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教育部是个清闲衙门,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周树人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
蔡元培重视美育,希望周树人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工作,这也正是周愿意做的。他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1912年到1915年的三年间,梁实秋和周树人同在北京城,一个高小学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东城上学,一个西城上班。
对梁实秋而言,这是段单纯快乐的读书生涯,尤其偏爱国文和英文,课余还能偷着读些白话小说,新奇世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对周树人而言,起初也是美好、有希望的生活,但这希望很快被一连串的现实击破了。
好友范爱农淹死让周树人很久不能释怀,每每想起,夜不能眠。
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离职,取而代之的是“豚犬”范源濂,他的“长官意志”令周树人在工作中感到痛苦。
而当权的袁世凯也逐渐露出了真面目,他的特务继承了东厂统系,“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1914年2月,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周树人几次前去探望失去自由的老师。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当时不论官职大小,北京所有的文官一律都在“东厂”的监控之下。于是人人设法逃避耳目,皆作痴状,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即是一例。
周树人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打麻将,有的玩字画。他不会打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银玉器,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后又动手抄写,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一块汉碑可以抄写半个月,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没有的。但他还是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这个期间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
周树人每天下班回到的住所是潮湿阴暗的补树书屋,院中的槐树据说吊死过一个女人,除了他自己没几个人愿进来。这时的朱安远在绍兴,而且周始终未将其视为妻子。一个三十出头的单身汉,没有人可以交流。于是一天天,呆呆地坐在院子里,望着夜空中的星星,槐树上的毛毛虫掉到脖子里,冰凉的。
1915年,对周梁二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先说周树人。这年秋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首刊指明,“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这就是后来的《新青年》。
最初的《新青年》,是用文言体写的,所刊小说也多是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的风格。也有些批评文章,“还差强人意,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许寿裳给周树人拿了几本《新青年》,说“颇多谬论,大可一驳”。后来周翻了翻,就搁下了。与周作人聊天时提起《新青年》,态度也是冷淡的,并不怎么看得起它。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周树人仍是埋头抄贴,别的什么都不管。
但一次关于《新青年》的对话之后,他渐渐发生了转变。
这就是和钱玄同的那次对话。钱玄同是《新青年》的编辑,和周树人同是章太炎的学生。
周树人曾有叙记,“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金心异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我说:‘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一席谈话,竟能让不问世事的周树人忽然积极起来,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请不要忘记,周树人弃医从文后的第一个理想便是创办杂志《新生》,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当时,另有留日学生办了杂志《河南》,缺人写稿,便向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人约稿,周树人最为勤奋,写得最多。他把想在《新生》上说的话,都放到《河南》上说了。时值清末,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反抗的,便容易激起感应。而其中许多观点,即便放到今天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所以在这里略作陈述。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篇是《摩罗诗力说》,题目白话过来的意思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这是周树人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文章介绍了欧洲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人。
在介绍外国诗人和作品的同时,周树人还正面阐发了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表达了对维新人士的不满,直指他们舍本逐末。他深刻地看到: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新吧。
在未能完全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他再次批评了“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的“新党”,以为他们不过是“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们到外国留学,“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文章甚至激愤地说,“故病今日中国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可见他极其反感这些伪革命人士。
而对于颇有号召力的“爱国”口号,周认为“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只不过是“兽性之爱国”。
周树人不赞成这种“爱国观”,认为“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他提出,国家的光荣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于“艺文思理”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文化偏至论》指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破恶声论》和《裴彖飞诗论》译稿还没刊登完,《河南》就出了事。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论过于激烈”为由,要求日本当局查禁。杂志被迫停刊。周树人自由的表达戛然而止,言犹未尽。而这一放下,就是十年时间。
周树人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新青年》提倡的改写白话文,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现在钱玄同旧事重提,周树人心中深埋的捻线重又被提起来点上火,创作的热情终于爆发了。
再说梁实秋。
1915年,梁实秋考上了“清华学校”,此后八年的学习生涯对他一生的影响深远,可以说决定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事业选择。
让梁实秋报考清华,是梁咸熙一位朋友的建议。清华学校的建立,带有强烈的国际政治色彩。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良心发现,决定退还中国半数“庚子赔款”,但同时要求这笔款必须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清华学校就是这一事件的产物,因此学校不归教育部管理,由外交部统辖,学生毕业后直接去美国接受更高等级教育。
由于当时清华远在郊外,完全进行西式教育,而且八年之后要到美国继续求学,所以一个旧式家庭送孩子上清华,是件不小的事情。梁实秋的母亲知道梁咸熙的决定后,急得哭起来。
梁实秋终于还是报考了清华。由于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而庚子赔款当初又是由全国各省摊派的,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录取学生即应该按照摊款数量的比例分派。
梁实秋应试的癸亥年,他所在的直隶省分得五名指标。参加初试者有三十几人,取十名,而后再经复试遴选五名。
梁实秋自述,“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这巡走进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地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
美国推动建立的现代文明教育,竟是以这样一次滑稽的面试开始的,可见“中国特色”自那时起就是有的。
对于刚刚脱离私塾教育的梁实秋,清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这所学校既不同于官办或民办“学堂”,与一般的大学也有区别,相较而言具有更鲜明的现代色彩。
清华十分重视英文教学。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律用英语讲授,采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一律用国语讲授,用中国的教科书。学生毕业考试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课的成绩则不予考虑。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梁实秋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一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
清华的管理也独树一帜,纪律极其严格。比如身上不许带钱,不许看“闲书”,早晨七点起床,必须于七点二十分准时到食堂吃早饭,每星期必须至少洗澡两次。这对于那些“阔少”、“衙内”来说,不啻于接受了一次严酷的洗礼。梁实秋回忆,“事后想想象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这一时期的梁实秋,“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他热切地阅读《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洛杰爵士杂记》、《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威尼斯商人》等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学作品,求取新知的强烈欲望推动他进入一个新的观念世界,完成了对自身的主观变革。
青年人一旦做出选择后,其成长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从前,他不断往自己的头脑中塞进经史子集、诗词文章,现在又不断地塞进“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萧伯纳,罗素与柏格森,泰戈尔与王尔德。”
回到关于周树人的叙述上来。
“铁屋子”对话的当事人钱玄同,则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回忆,“民国六年,蔡孑民(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陈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君及刘半农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周作人)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树人出山写作之前,他的学问和思想就已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尊敬。周树人在教育部的同事钱稻孙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鲁迅这名字,我们都叫他豫才。”“鲁迅见人不大说话,但很健谈,对谈得来的话很多,跟谈不来的不大对劲的就不大说话。我的老叔玄同很健谈,一谈就一两个小时,他们在一起谈得很多。” “上班时许季茀(许寿裳)就常到鲁迅的办公室来谈谈。戴芦舲、许季上办公的屋子离鲁迅很近,也常去找他,屋里人不断。鲁迅没事不出来找人,都是人家去找他。鲁迅兄弟几个都是这样,周作人在杭州教育司时呆在楼上不出来,很多人不认识他。”“那时一般同事打麻将的很多,鲁迅不打,打牌的人不敢去找他。找他的人大都是佩服他学问的。”
《狂人日记》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署名“鲁迅”。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促使鲁迅写作这部小说可能与他的表弟有关。创作前两年,周树人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周作人曾记述,阮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踪他,住在西河路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阮就来敲窗门,鲁迅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失惊,面无人色,眼神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文字。
《狂人日记》大致內容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腐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
作品通过描述“迫害狂”患者的感受和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
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因为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钱稻孙回忆,“《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是鲁迅在教育部时代写的。比较起来,教育部里的人对《阿Q正传》懂的多一些,认为写得好,《狂人日记》懂的人少,因为鲁迅是学医的,对于狂人的精神面目写得很好,自然而深刻,不懂得医学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鲁迅毕生推崇果戈里,《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二者都采用“以狗喻人”,都呼喊“救救孩子”,有些评论据此认为鲁迅《狂人日记》是抄袭之作。
果戈里本人就曾患有躁狂抑郁性综合征,具备描写“迫害狂”的现实基础。小说主人公原是一个替科长修鹅毛管笔尖的小书记,后来发花痴,单相思的爱上了上司的小姐,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
鲁迅大概也有意思要学它,写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与果戈里小说里小姐的吧儿狗有点相近,但后来内容转入正题,作者态度就严肃起来。
两部作品形同质异,在思想和创作上有着某些本质的区别。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相比果戈里之改良家的控诉,鲁迅则应为革命者的呐喊。
此外,抛开文学领域这个层面,《狂人日记》还让我们感受到了鲁迅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

附:遍寻不到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只能通过简单的内容介绍来推知故事梗概,两部小说的比较也是参阅一些论文得出的结论。因未亲见原文,难免有失偏颇。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鲁迅紧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1918年冬)、《药》(1919年4月)等小说。
《孔乙己》塑造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底层人物形象,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鲁迅是怀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情来写孔乙己的,写他受到社会的迫害,艰难地挣扎着活下去,依然保持着自尊和自爱之心。这部作品曾经在1993年至2006年度被纳入香港中学教材。
《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药》主人公名叫夏瑜,并没有正面出场,是通过小说其他人物的议论来塑造人物形象。
很多人都知道,《药》这部小说是纪念秋瑾的,“夏”与“秋”相对,“瑜”与“瑾”相对。
然而,秋瑾和鲁迅,虽是同乡,却非同道。
据周作人记载,在日本同住在绍兴会馆,相互认识。有一次周氏兄弟喝醉酒在房间里狂言,革命是男人的事,让女人走开。正好被走过房门前的秋瑾听见。性烈如火的秋瑾一脚踹开房门,把随身的匕首插在桌上,怒道,再听见这种混账话,你们就知道匕首插在什么地方了。把周氏兄弟的酒都吓醒了。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中记述,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之间曾出现过激烈的冲突。
绍兴光复后,鲁迅主张为秋瑾复仇,但绍兴都督王金发未予认可。
在鲁迅看来,秋瑾是被同志捧杀的。“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对于鲁迅的冷静,秋瑾认为那是“怯懦”;对于秋瑾的牺牲,鲁迅认为那是“无谓”。上帝是最高明的编剧,恰是这个被她判了“死刑”的人,最终将她的形象永生在文字中。
此次中学课本改版删掉了鲁迅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药》。
这部小说着重写了开茶馆的华老栓,写了坐在茶馆里吃茶的闲人们,夏瑜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活动,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群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可他们竟是这样的麻木和愚昧。他们不了解夏瑜,不了解夏瑜所从事的革命,甚至还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之类的无稽之谈。这归功于清朝推行的愚民政策,以严酷的文字狱使汉族知识分子钳口结舌。
这部小说对人们的麻木冷漠和看客心理做了一针见血的描述。“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般,眼里现出一种攫取的光”,到了行刑时,“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经历一回,似乎有点声音,便有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药》发表后一个月,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那天,清华学校因距北京城较远,平静如常。两三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并汇入了北京城的运动大潮中。
梁实秋自述,“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rebel’,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一夜之间,五四运动给中国已近坏死的庞大肌体注入一股活力,知识界先驱者与青年学生阶层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激烈迸发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附:梁实秋原话中“rebel”为中文,因原文发不上来,此处作了特殊处理。
和所受家教有关,从平时的处世态度来看,梁实秋属于温和敦厚的好学生。但他却积极投入了运动的洪流,成为学校的骨干分子之一。
从“Student campaign”一开始,他就是活跃分子,参加游行,街头讲演,罗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都有他的份。五四高潮过后,清华学生不仅大搞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建立了“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关。从组织成立起到梁实秋毕业,他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议员。
梁实秋尤为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校长张煜全直接交锋的斗争。
五四运动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煜全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被激怒了的学生,点起蜡烛继续开会。开会期间,忽然发现有一些行踪诡秘的人,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学生们盘问出那些人都属当地乡间的“小锣会”,是学校当局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是乡里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即敲锣为号,群起抵抗,以维持地方治安。不想此处竟被用来对付学生。愤怒的学生们当即停止了开会,把小锣会象紧紧围住,把那些小锣会员们吓得告罪求饶。学生们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画押具结赶出学校。
随后,学生们对张煜全宣战,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这位威风凛凛、颟顸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
就在五四运动最高潮时,梁实秋也同时看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目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毁坏汽车事件,他还可以容忍,“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但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则让梁实秋耿耿于怀。章宗祥的儿子和他同寝室,而章宗祥作为“卖国贼”已成为众矢之的。清华“Students campaign”开始后,章宗祥的儿子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我的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了,衣箱里的东西狼藉满地”。梁实秋自述,“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特别是这位同学随后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实秋终生难以释怀。
总也发不上来,搞不清到底哪个是敏感词,一点点发试试吧。

多年后梁实秋回忆,“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治,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 Class boycott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Class boycott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Class boycott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附:中英文夹杂实属无奈为之,原话皆为中文。
“Students autonomy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Class boycott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Class boycott,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Class boycott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确是事实。”
“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
5月4日上午,鲁迅到教育部同事徐吉轩家,为徐父吊丧。下午学生孙伏园来访,向他介绍了当天集会的部分情况。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况,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况,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当天刘半农也到鲁迅家,谈及集会游行的情况。
从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被灌输的一个观点是,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那么鲁迅有没有参加到“五四运动”?
不得而知。此时的鲁迅仍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尚未成为北大或北师大的兼职老师,在学生中还不具有影响力。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公众知名度亦殊为有限。因此,鲁迅即便投身“Students campaign”,也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第二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鲁迅本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在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时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当时公认陈独秀是“革命的前驱者”。
事实上,这时的鲁迅还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仅发表了几篇小说。《新青年》,是倡导“民主”与 “科学”的理论、政论、评论性刊物,小说并非其最重要版面的内容。刊物总共9卷54号,重要文章是陈独秀的创刊词《敬告青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对于鲁迅在五四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有一个较为恰当的概括。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作者,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周作人先生。从影响来说,五四时期周作人影响大于鲁迅的影响。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为附和《新青年》中哪一个人而写的。

附1:鲁迅毕生厌恶“遵命文学”,这里说自己做的是“遵命文学”,是一种自嘲的说法。
附2:陈独秀这段话未找到原文,这里的表述引自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