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理由:先君的遗产不够用

        来源: 简书 作者: 始安或
        秦孝公的横空出世是战国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大政治家商鞅才能完成划时代的彻底变法。没有这个序幕,就不会有后来秦始皇继六世余烈一统天下。由于孝公的功业太辉煌,导致秦献公新政的价值被人们大大低估。就实而论,若无献公新政的铺垫,孝公与商鞅的变法可能不会那么顺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先君献公留下的遗产不可估量。
        遗产一:复兴穆公霸业的志向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写道。他当时可能是带着这种心情来的——我爸的志向很伟大,我爸的教诲常记心,我爸的方法不对路,我爸的事业要继承!
        在“先君之意”的激励下,秦孝公一辈子都活得很拼。
        他向列国发《求贤令》时才21岁,西斩戎之獂王时才21岁,面试卫鞅时才21岁,召开朝会议定变法时才23岁,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时27岁,在元里之战中首次打败魏国时28岁,派卫鞅带兵迫降魏国首都安邑时30岁,迁都咸阳时32岁,在全国统一推行县制与为田开阡陌也是在32岁,天子致伯时40岁,诸侯毕贺时41岁……
        孝公的履历堪称青年政治家奋发图强的经典。但就个人经历而言,他老爸秦献公的故事更加荡气回肠。故而对孝公形成了强大的榜样效应。
        秦献公是秦灵公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的叔公秦简公夺走了君位。少年献公被迫流亡到了当时天下最强大的魏国。这一待就是30年。
        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秦国除了秦简公推行“初祖禾”的经济改革外,内政外事混乱不堪。而魏国完成了李悝变法与吴起练兵,并一步一步攻占了秦国的河西地。客居者秦献公见证了这个过程。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秦国的落后,立志终有一天要打败魏国,收复河西地。
        秦出子二年,庶长改杀死了出子及其母,从已经沦陷的河西迎接秦献公回国即位。献公即位后,立即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并屡次东伐强魏。
        据《史记·秦本纪》载:“(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
        献公初步改变了秦国旧貌,收回了一部分失地。尽管诸侯不与秦会盟,但代表“华夏正朔”的周显王,赐予献公具有特殊政治含义——“致伯”的黼黻。秦国的国际排名略有提升。遗憾的是,献公在少梁大捷次年就离世了,未能克竟全功。这段相当于“王子复仇记”与“卧薪尝胆”混合体的传奇,到底还是坑了。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著名的秦孝公求贤与商鞅变法。
        众所周知,秦孝公是历史上罕见的变法之君。实际上,他的新思维是父亲献公培养出来的。
        作为海归派,献公在最先变法的魏国接触到了许多秦国缺乏的新事物。以魏国变法为起点,山东六国先后进行了改革。秦国自穆公称霸西戎之后,一直处于动荡闭塞状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方诸侯。为此,献公回国后致力于推广在魏国学到的先进经验。尽管孝公没有出国留学,但在父亲的栽培下养成了不同于前代秦君的超前意识与开阔视野。
        献公对孝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变革精神、复仇意志、开放视野、坚韧性格、冷静头脑,都完整地遗传给了孝公。孝公不愧是献公的儿子。他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父亲走得更远。比如,在他即位二十四年中,他爸曾经打过的敌人,孝公基本上都胖揍过一遍,下手还更狠。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
        由此看来,孝公在即位第一年就“西斩戎之獂王”,是为了斩草除根,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好让安心变法。当秦国富强之后,孝公让戎狄九十二国去朝见周天子。这不仅超越了献公对西戎的战绩,甚至比秦穆公称霸西戎时还拉风。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硬汉秦献公是儿子的人生导师,秦孝公并没有一直活在父亲的影子里。当他得到卫鞅之后,志向就已经从先君之意(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升级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了。
        遗产二:以改革求富强的新思路
        秦献公以复兴穆公霸业为治国总纲,具体分为两大目标。对内:让秦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跟上东方列国的发展水平。对外:打败如日中天的魏国,收复战略意义极大的河西失地。
        愿望很好,现实严峻。东方列国此时已经逐步进化为集权程度更高的新兴国家。尽管其中央集权制水平远不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那么先进,但完全可以秒杀当前没有摆脱春秋旧制的秦国。秦献公客居魏国时亲眼见证了变法产生的巨大威能。他深刻地意识到,魏国之所以能称雄于诸侯,就是因为国家能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扩张战争。而秦国不仅家底落后,而且国君直接掌握的力量有限,甚至在前几代还延续了春秋常见的大臣弑君现象。
        想打败魏国,就必须推行改革,进化成像魏国那样的新型集权制国家。否则,秦国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来抵挡魏国西进。秦献公想得很透,也明白改革之路满布荆棘。因为实际掌控秦国朝局的并非他这位空降国君,而是以众庶长为代表的世族集团。
        秦献公回国即位时,有优势也有劣势。他最大的优势是在魏国生活多年,具有秦国各方势力不具备的先进理念。他最大的劣势也是在魏国生活多年,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根基。以庶长改为首的世族大臣集团选择他做国君,放弃了其他秦公子。但庶长主政的传统格局始终没变。在此前的历次动乱,执政的庶长们都是政变的主力军。
        如何让世族集团支持自己的强国梦?如何摆脱世族势力的控制,建立集权制国家?秦献公为此绞尽脑汁,琢磨出一套循序渐进的组合拳。
       《史记·秦本纪》:“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史记·秦始皇本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封禅书》:“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献公十八年)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再加上设置新县,秦献公新政基本就这六大内容。招式不多,但颇有效。
         民心与统治阶级意志往往大相径庭。譬如,秦国贵族延续了古老的“从死”制度(即“人殉”),并将这种野蛮的行为视为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特殊祭祀活动。但秦国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还作了《秦风·黄鸟》来表达不满——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连孔夫子都赞不绝口。但他死后,有许多大臣“从死”,其中包括了《黄鸟》中提到的子车氏三雄。这固然有时代局限的因素,但也使得秦穆公留下了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更糟糕的是,穆公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先进思想,也被这种落后的传统拖累。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君子曰:‘秦缪公(即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列国名士几乎再不入秦,直到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秦献公久居魏国,意识到“从死”不利于社会发展。于是他即位后第一项新政就是“止从死”,一举赢得了民心。
        为了摆脱庶长势力的控制,献公在即位第二年下令迁都。旧都雍城建立于秦德公元年,拥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各种世族势力盘根错节,且地理位置太偏西,不利于向东发展。于是献公把新都城设在距离旧都以东数百里的栎阳。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迁都不仅让政局结构有所改变,也便于日后东征魏国。在“收复失地”这面大旗下,世族们也不得不响应号召,支持献公的新政。因为各方在该问题上利益一致。
        迁都后的秦国逐渐繁荣,社会经济文化均有较大进步。五年后,献公“初行为市”。此前秦国并非没有商品交易,只是规模有限且无序。献公在国内设立了较大的市场与管理市场的机构。这使得秦国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国力也不断上涨,为后来的伐魏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自从天下进入战国时代后,东方列国纷纷建立了新的户籍制度,以强化对基层人民的控制,防止兵源与税源的流失。这也是魏国能动员更多力量痛击群雄、压制秦国的重要原因。秦献公对这个先进经验非常重视,但他没有急于在秦国查户口。直到即位第十年,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才推出“户籍相伍”政策。尽管这项草创的制度还不完善,但为后来商鞅变法第一年的“编民什伍”埋下了伏笔。
        为了强化君权的神圣性,献公在即位的第十八年祭祀白帝,以对祖神少昊的信仰崇拜来凝聚朝野人心。不过从根本上说,对加强集权作用最大的措施是献公新设置的县。      
        秦国的封邑制度不如六国发达,早在秦武公时期就开始在新征服地设“县”。县不再分封给任何卿大夫,而由国君指派大臣去治理。这类人大多是军政一把抓的“庶长”。由于军政实权在手,秦国庶长成为与六国世袭卿大夫既有区别又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对国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加强君主权势,秦献公不仅在即位后设置了不少县,还把县转化为常规行政区划。他通过不断增加县的数量,一点一点蚕食世族集团的力量,扩大中央的统治力。但受限于客观环境,没能在全国推行县制。
        这个措施意义非常重大。秦孝公依靠父亲留下的几个直辖县,形成了对世族集团的优势。所以他才能在商鞅全面推行县制前镇住反对派。
        综上所述,献公新政让秦国初步从春秋旧制走向了战国新制。这场改革让秦国获得了远强于穆公时代的国力与军力。假如没有献公新政的铺垫,秦孝公与商鞅恐怕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打地基。秦民只用短短三年就接受了更彻底的变法方略,与献公新政的洗礼是分不开的。
        疑问:既然献公新政初见成效,为何秦孝公还要追求更深层次的变法?
        有不少人认为:秦国从献公时代开始就已经很强了,商鞅变法只是锦上添花。他们的判断依据就是前面提到的两次大捷。事实上,秦献公发动的战争不止《秦本纪》里记录的那两场。祝中熹先生在《秦史求知录》里指出,秦献公东征魏国,起初战败两次,在生命中最后几年赢了三次。除了石门大捷与少梁大捷外,还曾于(献公)十九年在宅阳击败魏军。
        其中石门之战斩首六万,周天子派特使为之祝贺。史家认为这次大捷就是“秦始复强”的标志。然而,从秦孝公即位后的表现来看,情况远远没有旁观者想象得那么乐观。
        那年,孝公才21岁,处于一个完全可以吃父辈老本的年纪。前一年,秦国刚在少梁之战中痛击魏军,还俘虏了魏国丞相公叔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血气方刚的秦孝公都应该接过父亲的战旗,继续攻打魏国。谁知他一即位就颁布了前无古人的《求贤令》,并在拔除陕城与西獂两个据点后果断收手。不管想起父亲的遗愿时多么痛心,孝公毅然选择调整国策,改以内政建设为纲。
        最合理的解释是:秦献公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好摊子,迫使秦孝公不得不重新思考出路。
        毫无疑问,献公新政是卓有成效的。哪怕是秦穆公最鼎盛的时候,也没有过斩首六万的大胜仗。魏国自从魏文侯称霸以来,除了吴起率楚军北伐外,很少被打得这么惨。改革二十年积攒的国力,换得石门、少梁两次大捷。厚积薄发,此之谓也。
        可是,秦国的家底也已经耗尽,不足以支持大规模东征。
        何以见得?孝公即位第一项政策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假如秦国人丁兴旺,何必振孤寡?假如秦国兵多将广,又何必再招募战士?假如秦国钱粮充足,又何必息兵养民?
        轰轰烈烈的伐魏大业必须告于段落,收复失地的口号也将暂时冻结。若想让长期为夺回河西而竭力奋斗的老秦军民从战争的惯性中恢复平静,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奖励他们多年来的汗马功劳,二是为他们树立新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孝公的“明功赏”政策,与其说是激励士气,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军心。
        孝公并非不想趁胜追击,否则他就不会对“先君之意”常痛于心了。父辈的事业要继承,但父辈的方法不对路。若非如此,孝公也不至于说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句狠话。
        秦献公试图以改革来富国强兵,这个思路是对的。只不过,他推行的新政策只是在移植东方列国的成熟经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改革。尽管对于秦国来说这比穆公政令先进,但远远不具备大出天下的竞争力。
        方向对,但方法不对。秦献公的厚积薄发策略效率不高,秦国急需更彻底的解决办法。故而孝公只继承方向,而放弃了方法。
        第一个推行新政的秦献公,没有成为举世公认的秦国帝业奠基人。因为他推行的新政在深度与力度上还不到变法的级别。献公书写的是秦国崛起的前传,孝公的故事才是正传开篇。纵然如此,秦献公的大胆尝试并非毫无意义。若无他留下的新政遗产,21岁的秦孝公不可能在即位之初就稳住政局,商鞅变法也必定会更加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