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最后的日子:在计划经济的裂缝中求生

选自《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译文纪实)。[美] 戴维·霍夫曼|著,冯乃祥 李雪顺 胡瑶|译

炎炎夏日,库尔斯基火车站的玻璃墙面赫然耸立,等车的人群挥汗如雨。车站候车厅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纪念盒,坚实而宽敞,光鲜而现代,甚至带着空想意味,设计风格透着前进步伐。好一个前进步伐!玻璃墙面映着旅游者和流浪者的身影,那是一群小商贩、讨生者、投机者和侥幸者,总之,他们是苏联“发达社会主义”下的奋力求生者。馅饼?啤酒?冰淇淋?活鸡?全都有,在玻璃幕墙跟前或远或近的地方,就摆放在车站和一列列待发列车之间的空旷站台上。

从这里开始,一条条铁路线悠远地延伸到位于南部的偏远城市,抵达巴库、第比利斯和克里米亚。通勤列车从首都出发,驶向一座座村庄、一栋栋乡村小屋和郊外度假屋。夏日来临,人们成群结队地乘坐通勤列车拥出莫斯科,纷纷前往夏季度假村和纳凉避暑地。

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在大多数匆匆走过的人们眼里,这些纪念碑不再耀眼,不再醒目,甚至不如一根灯柱或一棵小树。一如往昔,建筑风格硕大而壮观,但意义荡然无存。事实上,在库尔斯基火车站进进出出的人们,早已不再关注苏联所呈现的那些陈腐的标语和空洞的现代化。他们和国家之间有了罅隙。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他们知道,尽管这个国家的制度声称自己十分伟大,但它早已停滞不前,从内到外腐朽不堪。

人们花了半辈子精力,去努力克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尽力弄到一块肉,或者是一双靴子。他们能活着,多亏了规模庞大且不被政府承认的第二套经济体系——灰色经济,好歹让艰难的生活有了一点缓冲。

伊琳娜·马卡罗娃既知道现实,也懂得谎言。伊琳娜是一个年轻而活泼的教师,齐肩黑发烫成了时髦的发卷。她戴着墨镜,在库尔斯基火车站外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她一只手拉着四岁的女儿,另一只手拎着一个鼓囊囊的红色帆布包。

那是1985年夏季里酷热的一天,她对库尔斯基火车站现代化的外墙懒得理睬。她没有留意党中央的通告,新制订的五年计划,或是农民们兴高采烈准备丰收的可笑的电视报道。那一切离现实生活很远。在家里,在厨房,他们曾经不停地谈论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但在此刻,她既没有停下脚步考虑政治,也没有担心未来。她担心的是水。

伊琳娜拉着女儿的手,走向喧闹的站外小广场。她强忍着恶心走向一台硕大的灰色售卖机。售卖机大得像一台电冰箱,人们共用一个脏兮兮的广口罐饮水。以前,这台售卖机号称配有真正的玻璃饮水杯,带小型独立凹槽,人们可在此洗漱,投入硬币,看着硫化净水流出。玻璃杯后来被偷走了。有人便换上了广口罐,这是一只装蛋黄酱的老旧广口罐,瓶颈处系着一根积满污垢的绳子。大家都用这个罐子喝水。她多希望能直接走过去,希望老想喝水的女儿别把她往系着污绳的罐子那边拽。

火车站里凉爽而阴暗。她找到了前往库帕夫纳的购票队伍。那个小村庄遍布夏季度假屋,远离令人压抑的大都市莫斯科。库帕夫纳是他们的避难所,但要逃离城市并不容易。那意味着拼抢、推挤、程度不算严重的非法手段,逮着什么算什么。排队购买前往库帕夫纳的车票算是第一关。孩子们闹个不停,乘客们被挤着往前移动。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她甚至闻到了肥皂味儿。就是那种褐色的饼状肥皂,洗什么都得用它,衣服,碗碟。

售票窗口高得没法形容。不过,既没有人往里看,也没有人往外看。每个窗口都遮着一道褪色的、肮脏的百叶窗,只在底部留有一块兔子洞大小的拉板。当局不希望满肚子怒气的乘客往里看,因而用看不透的百叶窗将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挡在了外面。通过兔子洞大小的开口,伊琳娜看得见售票员的手,却看不见脸。两张前往库帕夫纳的票,每张十五戈比。

再来看看大门吧。候车厅十分宽大,天花板很高,玻璃墙很高,面积也很大。人们显得畏畏缩缩,仿佛一只手从天而降,扼住了他们的脖子。有四扇大门通往不同的铁轨,但三扇都紧锁着,于是人们从这一扇门里往外推挤。伊琳娜挤了出来,迎着明亮的阳光,走向那一长列等着上客的墨绿色火车。就在转向列车的同时,她看见了。

卫生纸!

一群人正挤得摩肩接踵。本能反应和多年的求生意识占了上风。伊琳娜早就知道,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命,必须见着什么逮什么。她看见有人抱着个敞口箱子在卖卫生纸。她没有犹豫,买了二十卷。就因为有人在卖。

她腾不出手来拿卫生纸。一个肩膀挎着沉沉的红色帆布袋,塞满了书籍和度假屋用得着的种种物品。另一只手拉着女儿。她把手探进袋子,找了一根绳子。她把卫生纸串在一起,毫不犹豫,她戴上了这条用卫生纸卷串成的项链。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就是生活——见着什么买什么。她本想出门买鸡肉,没买成。她买了卫生纸。等她下次想买卫生纸的时候,也许买到的是鸡肉。

她们上了火车。木制座椅一排三张。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放着一辆自行车,几条狗狂吠不止,有几个布袋里装着成捆的小树苗,座位上摞着几只大箱子,几个小孩东倒西歪。空气令人窒息。厚重的车窗紧闭,像一座墓穴,牢牢锁住纸袋里散发出的鲱鱼味、奶酪味和烟臭味。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

尽管车厢很拥挤,大布袋把手指勒出道道痕印,脖子上挂着一串卫生纸,但火车开动的时候,还是让她打起了精神。莫斯科的负累被抛出窗外,抛在身后。所有度假屋住客莫不如此。他们在逃离,躲开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进入充满新鲜空气的私人保留地。

火车提速,城市后掠,电动马达的嘶鸣声越来越响,随后静了下来。庞然大物般的厂房,锈迹斑斑的吊车场,半拉子的水泥建筑骨架,在窗外肃穆后退。一场衰败的大游行。

伊琳娜是个幸存者,她在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社会里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学过英语,在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尽管她从未见过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共青团的会议上,她一贯虔诚地摆出虚假的面容,那是一层面罩,尽管她知道,这样的空虚做派没有丝毫意义。在大家的恳求下,她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共青团员。宣传共青团建设者的准则!但她清楚,这个制度正初现裂痕。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伊琳娜三十岁。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的萎靡不振。那段时期被描述为经济停滞的岁月。不过,也有人称之为衰退期。

苏联社会主义的衰退每天都向他们扑面而来。他们时常梦想着喝上带有黄色标签的稀有茶叶。这样的茶叶质量更好,切得更细,经过冲泡会变成深赭色。茶叶的黄色包装袋上印着大象图案。想必来自印度。但这种黄色包装的茶叶极度短缺。因为很难买到,也就没人知道,它是否真的来自印度。不过,要是让人碰见,肯定随时愿意排长队购买。

再来说说肉罐头。那是淘汰的军需品,大家都知道。但新鲜肉无处可寻。地方各州的人们已经数年没见过商店出售新鲜肉食。国家把军需罐头像倒垃圾似的倾销给了他们。要是有人看到二十听罐头,定会统统买下。人们在囤积;什么都囤积,只是以防万一。加了罐头肉的通心粉堪称美味。面条种类也不多;又厚又长呈灰色的那种烹煮费时。

他们渴望买到印有大象图案的茶叶,罐头焖肉,也许还有真正的意大利通心粉。他们有时能弄到好一点的面条,跟那种来自意大利的精细面条十分相似。他们没法买到,但可以——花大力气——去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尽管俄语有“买”这个动词,但他们更愿意说“弄”或者“搞”。他们会说:“我弄了一斤黄油。”你能“弄”到或“搞”到什么,并不取决于钞票,而是关系、运气和命运。

理论上,苏联作为国家几乎向大家提供一切——医疗、学校、交通、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庞大的灰色总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马克思大街上,这个巨无霸一般的中央计划机构,在行政指挥经济的体制下,负责调拨每一吨钢材,发送每一颗螺栓,使用每一个齿轮。赫鲁晓夫曾经郑重宣誓,共产主义将在1980年超越资本主义。然而在80年代中期,伊琳娜那代人每一天的所知所感所尝,全是那个早年空洞的承诺。苏联社会主义供给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只有靠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才能勉力求生。他们的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需求,并总在为此四处打探。

国营商店的东西从来不会扔掉。他们会照常出售给大家。伊琳娜见过好多次:店员把一听过期的鲱鱼罐头、馊臭的面包和一包大象茶叶包在一起。也许还有套着花里胡哨的红色袋子的面条。这叫作一单,学校、工厂、幼儿园,反正是各个机关,也许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发上一单。没得选择:你想喝到印有大象图案的印度茶叶,就必须照单全收:馊臭的面包,过期的鲱鱼。

伊琳娜那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漫长而缓慢的周期短缺。当时的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老百姓得到的却是卫生纸串成的项链和过期的鲱鱼罐头。短缺问题似乎正逐年加重。80年代初期,还可以买到奶酪、香肠、牛奶、人造奶油、砂糖、面包和一些必需品。不过,即便如此,当时的伊琳娜和她的家人还是不断抱怨,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他们会大声嚷嚷:“没有东西了。”意思是,他们想买火腿,但商店里买不到。他们想买啤酒,但商店里买不到。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他们不敢想象,真的完全一无所有会是什么景象。

物品短缺挫伤着人们的感情。面粉袋突然摆上商店货架时,伊琳娜看到了人们眼里的热望。顷刻之间,排队的人多达五百,大家争先恐后地在手心里写上排队的序号。头一百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售货小姐还有耐心。接着,她开始咆哮。她讨厌眼前的这些人。人们会向她求情。求求你,卖给我两公斤面粉吧!

从前,炼奶上架的时候,几百个蓝色罐头在货架上摆放得有模有样。一年后,香肠没有了,只有奶酪和炼奶。又一年后,奶酪没有了,只有炼奶。再接着,炼奶也没有了!

从前,有面包,也许还有砂糖,可后来面粉买不到了。年复一年,货架越发显得空荡。某一天,货架突然堆满了——来自远东地区的海藻罐头,就像从前的炼奶那样,码放得整整齐齐。尽管没有人吃海藻,罐头还是很快就一卖而光。

再后来是苹果汁。孩子们老盼着能喝上点什么,可是只有苹果汁,质量低劣不说,还不能随时买到。装苹果汁的瓶子容量是三升,标签印得丑陋,贴得胡乱。因为盖子的缘故,果汁往往带有铁锈味。要用硬质开瓶器才能撬开盖子,可瓶颈通常会在撬开时砰然破裂。果汁一般用纱布滤着喝,为的就是挡开玻璃。

一天,伊琳娜的嫂嫂打来电话大声嚷道:“伊拉,快穿好衣服!索科尔地铁站附近有人出手儿童皮袄!赶快!”她用了“出手”一词,意思是“抛售”。伊琳娜的嫂嫂排在第875号,她帮伊琳娜拿到了876号。一连数天,她们每天都要往那里跑一趟,长队逐渐缩短。每天,在队列里站上三四个小时,没有时间理会别的事情。这耗光了她们的精力。等轮到她们,伊琳娜一口气买下好几件小皮袄,把两件缝成一件穿在自己身上。

20世纪70年代牛仔裤开始出现的时候,伊琳娜还记得同龄人表现得多么着迷。衣着很重要,因为尽管家里穷,那是唯一能让大家显得不一样的东西。人们宁可少吃几顿,也要穿得光鲜靓丽。他们知道,搬新房遥遥无期,不过总是买得起一两件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东西。伊琳娜当教师的月薪是110卢布,但她花100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双冬靴。这还不够——她没有冬袄。等冬靴穿坏了,她才买到冬袄。等她买到褐色衬衫,却没有罩衫相配;等她攒够钱买到罩衫时,衬衣已经穿旧了。不管出席什么场合,大家脚上都是同一双鞋子。

在苏联,消费者发展出了品位。有关西方的所见所闻影响极大,人们渴望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但苏联没法及时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而牛仔裤正是他们都缺乏的标志性物件。一开始,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并没有下达生产牛仔裤的批文,后来才生产了廉价的仿制品。不过,真正的牛仔裤也能买到,要么通过游客,要么通过黄牛党,或是在苏联精英们使用专供硬通券的特殊商店。伊琳娜和她的朋友们所属的年轻一代,看戏上班都穿着牛仔裤,到哪里都穿,一穿就是数月。

经济衰退期把他们变成了庞大的非正式关系网或友情网,连接着一个个家庭,连接着公寓楼和办公场所,连接着莫斯科和偏远的州。这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制度本身无可供给时,让人们借以求生。这样的网络构成了巨大的第二经济,即与官方的五年计划并存的灰色经济。灰色经济活跃于工业、零售贸易、黑市场所,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人们只能奋力求得补偿。

伊琳娜有个亲戚,供职于一所人人向往的学校的招生部门。大家都想挤进这所学校,她的亲戚便从申请者身上捞好处。“哪里能弄到肉、香肠,还有药品?”他曾经问过伊琳娜。“要没有这些关系,我该怎么办?我将一无是处。”如果要看医生,你得在衣袋里装上礼物,也许用一个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精心包裹起来。这不是贿赂,而是人所共知的求生套路。伊琳娜生女儿的时候,为了让她进好医院,嫂嫂就给主治医生送了几只水晶花瓶和几串不太贵重的宝石项链。

灰色经济孕育于官方的经济体制。在塑造“新人类”理念的驱使下,苏联当局想方设法剔除人们的贪欲和嫉妒,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去消除企业家精神。整个制度着力消除私有财产,对超出国家控制之外的个人经济行为实行严厉打压。官方的正统观念极其严格:谁敢买卖稀缺商品或开办小型地下工厂,就会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数十年的宣传和惩罚,从整体上强化了一种氛围,大家对一心赚私钱的人恨入骨髓。这样的人会被贴上投机者和罪犯的标签。即便如此,人类的获利本能仍然在如此严酷的气候下得以保留。毫不夸张地说,是求生的欲望,是过上好日子的欲望催生了灰色经济。

因为在国外出版小说而进入劳改营服役七年的作家安德烈·西尼耶夫斯基回忆说,在苏联,任何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左倾”,即超出了国家允许的范围。尽管风险巨大,但从工厂或者集体农庄顺手牵羊成了家常便饭,地下“加工厂”也大行其道。

西尼耶夫斯基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莫斯科电车仓库的几名工人,冒着风险把一辆本已签字扔进废料堆的电车加以整修,再当作私有企业的车辆上轨运营。“就外观而言,像极了国营电车,”他回忆道,“但在内部,驾驶员和售票员都不属于国营,乘客交给他们的戈比也没有进入国库。这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城市运输体系内的私营企业。罪行败露、罪犯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津津乐道于莫斯科的私有电车奇闻。”

数年之后,经济学家列夫·季莫费耶夫还时常书写当时的日常生活,回顾灰色经济如何在官方经济中大行其道。“国营商店内部就有肉贩私卖牛肉片,我们都知道,”他说,“国营林场种着私人林木。内科医生就在国营医院替病人提供灰色服务。灰色商品全都在合法氛围下生产。国有企业的办公室里上演着灰色交易,灰色市场的买卖双方在官方的管理体制内各归其位。就连同一块足球场都可以同时举行两场球赛,一场合法一场灰色。”这指的是在灰色的地下世界,正规球赛会因为贿赂盛行而提前“定局”。

一旦没有了各自的私人关系,大家就觉得没办法过日子。数十年前,俄语中出现“裙带”一词,准确勾勒了灰色经济所产生的基本驱动力。这个词一度名声欠佳,有点小偷小摸的意思,后来经过演变,特指通过朋友或关系把什么东西弄到手。就关系圈而言,像屠夫这样掌控稀缺商品、位于短缺经济咽喉点的人,在人们的生活中就算是手握实权。尽管苏联官方从未认可,但事实是关系圈的迅速发展。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造成了诸多短缺和需求,为了应对短缺,满足需求,人们只能另想他法。

与国家体制所能供给的相比,伊琳娜及其同时代的人想得到的东西更多,多得多。有时候,苏联社会就像一座牢狱,墙壁坚不可摧。当局严控海外旅行,严查海外邮件,严锁海外读物。他们甚至视复印机为邪恶,将其一锁了之。

计算机科学家伊戈尔·普里马科夫回忆道,他经常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可以360度转动的安乐椅里面,在膝盖上支起短波收音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电台遭到拦截,到了晚间,他缓慢而得法地转动椅子,右转一度,左转两度,再右转三度,直至找到BBC或者自由电台的信号。他靠一部收音机学会了英语。冲破苏联社会墙壁的另一道力量是披头士乐队。因为与苏联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披头士乐队在伊琳娜那一代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们废寝忘食地抄写歌谱,逐字逐句地学习英文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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