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层干部的官场经历与思考(转载)

       笔者:雷人
        引子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早就想把我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有志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仁人志士提供一个真实的标本,并试图提出一些虽然缺乏专业学术造诣,但却是来自实际,并经过认真思考的见解,如果这些文字能够对基层官场生态的研究及治理产生一点儿认识价值,那也算是对本人碌碌无为惭愧人生的一点救赎吧!本文内容系根据笔者的经历撰写,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所有人名地名全部用符号代替,为了叙述的方便,有时也采取小说家手法,将某人的“一嘴”和某某人的“一毛”合并在一人身上,为了避免一些故人偶尔看到一些细节会引起不适之感,在事件叙述上也特意做了回避性修改,比如将甲乡镇的事情挪到乙乡镇,但这并不影响基本事实的真实性。本文既非虚构小说,也非记事日记,只是一个说明问题分析问题的文本,所以,任何人如果试图对号入座,既是自寻烦恼,也是毫无必要。
        为了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本内容,需要先向读者介绍一下笔者和笔者的生存背景。
        笔者:雷人。真是对不起,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虚拟的“网名”,也可以叫做“马甲”。但“雷人”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请允许我披着马甲和大家说话。雷人是一名乡镇干部,正科虚职,ZhongGongD员。我的出身也不错,父母都是D员干部,但我没有沾着他们的光,且不说他们早已退休,即便在位的时候,也只是早已被边缘化的基层干部,现在的我也是一位被边缘化的基层干部,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有遗传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的父母都是从MZD时代过来的那种很正统的老干部,尤其是我父亲,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我父亲出身贫农,没有上过几天学,是GCD把他培养锻炼成了一名精干的基层领导。他给我的教育是崇尚正气,正直善良,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干事,鄙视拉关系走后门。记得在他还有点小权利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有一次他把一个送礼的人推出门外,弄得人家下不来台(也就是一条香烟两瓶酒阿,就这样的小意思,当时被称作公关的“炸药包”、“手榴弹”,呵呵)。邓小平时代之初,我父亲从公社书记任上调到一家国营资源型企业担任中层领导,后来实行“价格双轨制”,不少人托关系到父亲所在的企业买资源,转手倒卖发了财,有脑子活的普通职工也钻政策的空子,很快就在县城买了地建了房,但身为企业中层骨干的我父亲却没有一丝一毫发财的迹象,一家人多年挤在单位分的平房里。再后来这家效益还不错的地方国营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浪潮中被改制为民营企业,承包者成了资本家,工人沦为底层,企业管理层的待遇还算不错,可以拿到十几万到几十万的年薪,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我的父亲已经退休,不但错过了享受高薪的机会,反而由于臭名昭著的“退休工资双轨制”被沦为收入最低的阶层,只是最近几年才托纠错政策的福有所改善。
        现在想一想,老实吃亏的父亲可能是我老实吃亏的一个根源。我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很善良的人,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与人为善已经渗透到血液里,凡事总把人往好处想,没有害人之心,也乏防人之术。我家还有一个传统是为人老实,守规矩,不给单位和别人找麻烦,这在后来人脉关系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里,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作茧自缚”。说到这里,笔者基本上可以提前做一个结论:正是传家的美德,让我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惨遭逆向淘汰。当然,笔者并无怨恨,也正是这传家的美德,让我享受了爱与被爱的美好,人生虽无建树,却也没有受到大的伤害。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明白,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先天的,后天的,品德,才干,机遇等等,决没有凡是“上去的”都是“坏人”,凡事“好人”都“上不去”的意思,更何况,鄙人大小不也是个官吗?再客观一点看,鄙人的德才也一定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也一定是我的人生轨迹中应该检讨的因素,因此,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力求避免怨天尤人,客观的叙述一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个案,尽量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分析,并试图找到些许割除现实弊害的良方,这才是本文的目的。
      第一部分:三个乡镇的经历
        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为一个机缘,从一家县属企业进入乡镇政府工作的。当时在我们这里,政府公务员明显比企业员工地位优越,从企业到事业、从事业到行政的调动叫逆向调动,而我从企业直接调到行政,从工人变身为干部,几乎没有可能。实现这种可能的是一个公开招聘干部的机会,爱学习的雷人终于“一鸣惊人”!我转行到行政的第一个职位是甲乡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两年后升任副乡长,我的故事就从甲乡开始。
        甲乡
        公开招聘是我到甲乡任职的一个机缘,另一个机缘是我的一个发小已经“发达”,正在甲乡担任党委书记,这就是G书记。是的,是G书记向组织部点名要我去的甲乡,他实质上是我至今为止遇到的唯一的“伯乐”,所以我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求”的说法感受颇深。也可能有人会质疑我到底没有逃脱关系网的窠臼,但我们当时的相互欣赏并没有掺杂私心杂念,何况还有举贤不避亲之说嘛,更何况还有公开招聘在先呢。你可以想象当年尚且年轻的我是多么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尽管当时的腐败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但我的内心依然充满希望,公开招聘的结果更使我对组织充满信心,再加上我和G书记的友情,而G书记又的确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人。当时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发扬优良的“家庭传统”,用实际行动赢得组织和群众的肯定,也不辜负老朋友的信任。
        G书记是个好人。如前所述,我们是发小,和我一样性格内敛,严于律己,都属于“老实人”一类。G书记也是因为一次公开选拔的机会走上了乡镇书记的位置,他思路慎密,条理清晰,口才也好。但说实话,“好人”未必能够成为“好官”。在甲乡的四年,我亲眼看到了G的无奈,也体会了自己的无能,后来由于我不慎卷入了G书记和W乡长的矛盾,随着G的调离,我的好运随之逆转。
        回忆起来,我们在甲乡四年干了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一是农业结构调整,我们乡选择的是“莲鱼共养”,这件事情完全失败,被当地的老百姓骂了N年;二是小城镇建设,在乡政府驻地新开辟了两条街道,这件事情毁誉参半,受益者有之,骂娘者有之。先说第一件事。当时的农业结构调整是自上而下压下来的硬任务,和毛时代的“以粮为纲”相反,要求压缩粮食种植面积,迷信经济作物,巨大的宣传造势要人们相信这是富民的不二之策,县里选择几个支柱产业,要乡镇围绕这几个产业选择自己的“支柱”,甲乡根据本乡本来就是鱼米之乡的特点,选择了“莲鱼共养”,就是将老百姓的稻田统一改造为莲藕和鱼种养结合的连片基地。这样的构想如果结合培育市场逐步尝试,未必不是好事,问题在于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不顾客观条件,一年之内就要形成多大的连片规模。我亲眼看到保守的G书记在上面的压力下将1000亩调到2000亩,2000亩调到5000亩,最后乡里动用了一切手段,软硬兼施,终于在沿路形成了号称5000亩的连片规模。结果可想而知,因为没有形成市场,物贱伤农,农民愤而将不值钱的莲藕连同臭鱼污泥堆满了乡政府大院,要求赔偿,乡政府哭笑不得,赔礼赔钱,息事宁人。这件事情后来并没有被上级追究,因为这在我县各乡镇都是大同小异,上级的上级也没有深究,可见是一个大范围的共性事件。再说第二件事。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内地乡镇企业日益衰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地区流动,内地小城镇建设在经过第一轮的膨胀之后随之乏力,但地方政府在政绩追求的驱动下,依然将小城镇建设当做头等大事,政绩考核机制逼迫各乡镇盲目拉大集镇框架,甲乡的两条新街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被人为的硬拉了出来。记得当时我曾经向G书记建议,认为甲乡的经济发展瓶颈在于第二产业,应着力于依托资源招商引资,拉长产业链条,发展第二产业,而不是盲目的开辟新街道。深知其中隐情的G书记当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硬着手腕做了此事。这两条街道在我们的任内只做成了两条毛坯路,沿路开发迟迟启动不了,占用的耕地长期被闲置,造成了浪费。但多年之后,随着一批有了一定积累的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开始返乡置业,地皮被反复炒作,奇妙的土地财政制造了一批富人,乡政府也从中得利,看起来我们当初的举动倒好像还有点儿超前意识。这件事情的利弊似乎现在还很难看清楚,虽然不少农民实现了在乡镇驻地置业的梦想,但沿街空巢比比皆是,不少人举债购房后并不在这里居住就业,他们只是把家乡的房子当做一个退路,依然孤身在外打拼,前途未卜,农村城镇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和G书记相比,W乡长私心较重,心胸比较狭隘,工作比较浮漂,把担子和责任推给了书记,自己悄悄的把精力花在走上层路线上。现在看来,W的策略的确比较高明,三年一个任期之后,G书记调到县直一个比较一般的局担任局长,W接任书记。以当时我们这里的官场“行情”看,乡镇党委书记任期满后如果不能提拔,一般是留任一期,或者调到一个较大的乡镇,再不就是调到一个较重要的局委积累资历,像G书记这样调到一个比较一般的局里任领导,说起来还是平调,其实有点儿“贬”的味道,而书记遭贬乡长反而上位,这幕后名堂可想而知。人云:地方有大小,部门有肥瘦,官场有行情,用人有亲疏。W的官运要比G顺畅,他没有走多少弯路,很快就升副处了,这是后话。
        前面说过,G书记走后,我的好运开始逆转,这是因为一件事情让我和W结下了梁子,顺便也说一下哈。当时牵涉一个工程,也就是几十万的小工程,但在贫穷的甲乡也不算小事。记得班子会上书记定了下调子,大意是工程造价底线不能超过50万,公开竞标。几天后,一个当地老板拿着乡长签过字的合同找我加章(当时我管办公室),合同造价刚好是50万,但我知道另外一个老板的报价是45万,比原先拟定的底线少了5万。为什么工程造价上就高不就低?如果是综合考虑,为啥不开会商量一下?不是说公开竞标吗?爱较真的我打电话请示书记,引发了书记和乡长的争执……,现在想来,这件事情不仅后来对我个人不利,对G书记也可能帮了倒忙,让书记乡长的矛盾公开化,罪莫大焉!以至于多年之后,熟悉的人再提起这件事情,都说我蠢的可以。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

        乙镇
        G书记调走后,升任书记的W很及时的给我穿上了小鞋。至于小鞋是怎么穿的,穿的是什么样的小鞋,咱就不细说了。反正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走人就是。就这样,一个像“躲瘟神”,一个像“送瘟神”,在G书记调走的第二年,经过组织部门,我调到了乙镇,雷人副乡长变成了雷人副镇长。还算顾面子,W亲自将我送到乙镇,按照当时的惯例还摆了一场迎送宴席,呵呵,组织上不算亏待我。
        初到乙镇,摆脱了W的阴影,我的心情重新灿烂起来。我想,无论如何,只要做好自己,不管谁是领导,还怕他不待见咱?然而,事实再一次的教育了我,事实是多么的无情。乙镇的H书记是和我一起上任的新人,所以,乙镇的工作一开始由C镇长主导,因为我和H书记C镇长的交集构成了我在乙镇的主要经历,下面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先从C镇长介绍。
        不客气的说,C镇长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但却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个性很强,以至于H书记也得让他几分。C的人品和领导素养显然比W更加等而下之,据说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我曾经很纳闷,这样一个没有水平的人为什么如此嚣张?后来渐渐看明白,他和W一样,把功夫用在了巴结上面上,上面有人,自然有恃无恐。初来乙镇,H书记还不熟悉情况,C镇长让我分管乡镇企业。乙镇是一个穷乡镇,又刚刚搬迁了政府,前任书记留下一屁股债升官走人,财政吃不饱饭,就搞了一套土政策,将乡镇干部们分成几个“口”,每个“口”都分有“经济创收任务”,工资和任务挂钩,班子成员分口把关,想尽办法捞钱成了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这显然和当时已经在倡导的“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完全背离。我分管的“企业办”工作其实就是向乡镇企业征收“管理费”,乙镇有十几家小型矿山,镇里要求全年征收100多万元的“管理费”,平均每家企业将近10万元。当时的所谓“乡镇企业管理费”早已明令取消,乙镇的做法是公然的乱收费,这样的工作显然不能干,也无法完成!一开始我并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内情,等到终于明白这活儿没法干的时候,我向H书记作了汇报,建议取消征收“管理费”,将“企业办”的工作重点转到安全生产管理上。书记口头上表示赞成,但却并没有采取行动去纠正。结果到年终我和同事们连工资都没拿全,没完成“任务”嘛!我一气之下向上级组织部门作了反映,但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反而让我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糟。记得C在一次会议上阴阳怪气的敲打说:“现在我们镇里有杂音!你以为你是老几?县里把这个乡镇交给了书记我俩,没有交给你老几嘛!不要以为你是县管干部,我们决定不了你的命运……”言语之间,讽刺挖苦夹杂威胁,一派盛气凌人!
        相比C镇长,H书记为人比较耿直,工作作风本来也比较强悍,但他和G书记一样,不太善于处理和上级的关系,转了几个乡镇一直上不去,等到乙镇的时候就有点儿心灰意懒,也不太有心思和镇长争权了,一开始基本上是镇长说了算,后来时间长了,书记的话语权开始增加,毕竟凡事要书记拍板。当时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乡镇工作环境都很恶劣,机构臃肿、人员超编、财政困难、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象丛生、干群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有乡镇因财政破产发不下来工资被迫关门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乙镇的第二年,上级开始号召乡镇干部外出“打工锻炼二次创业”,目的是采用宽松的政策,促使一部分干部自动离职,最终实现政府精简。政策很优惠,原单位工资照发,在外打工挣来的钱归自己,去留自由,啥时间想回来都行。即便组织上如此照顾体贴,响应的并不多,但正陷入困境的我恰像黑夜盼到曙光,第一个报了名。书记对我的举动很赞赏,正处于消极状态的他忽然灵感一闪,似乎发现了一个重新露脸的机会,就大张旗鼓的宣扬此事,敲锣打鼓的欢送我们,请电视台来采访,请县委组织部长到场鼓劲,还让我代表外出打工的同事们做了表态发言。我们“打工锻炼”的地方是一家事先联系好的广东外资企业,那是一个标准的血汗工厂,在家里懒散惯了的乡镇干部们那里受得了那样的苦?不到半年时间即做“鸟兽散”,剩下我一个人坚持到年底,春节回家过年后,倔强的我本想继续外出打工,可家人却再也不肯放行了。走出“围城”的希望很快破灭,这不仅让我自己灰溜溜的,而且丢了H的脸,本来还算不错的书记从此也没了好脸色,乙镇我又呆不下去了!需要坦白的是,甲乙两个乡镇的经历,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也有些忧国忧民之思,但我毕竟没能像当年湖北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那样,写出《我向总理说实话》之类的谏言信,考虑再三,为了避免涉及任何具体的单位和个人,也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卑微的我隐名给国家信访局发了一封如实汇报乡镇实情的信件,请求转送有关领导,以求破解乡镇困局。
        丙镇
        让人感慨的是,组织上比资本家仁慈多了!即便是被边缘化的干部,即便领导不待见了,只要不是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或者你自己出了大问题已经无法掩盖,一般不会让你过不去,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算官场的潜规则之一。在乙镇苦熬了两年,我又调到了丙镇,丙镇比乙镇的经济条件要好一些,起码工资有保障,组织上又一次照顾了我。
        我于2005年调到丙镇,正赶上乡镇机构改革,想必上级对乡镇的真实情况已经了解,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我那封信的作用,终于下决心动刀子解决问题了。当时乡镇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机关精简,二是职能转换。这次机构改革虽然和任何以往的好政策一样难免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但作用还是有一些的,至少已经持续多年的周期性机构膨胀终于得到遏制。
        先说机关精简。当时的精简分作两步走:第一步,一般干部考试上岗,按照编制名额和考试成绩决定去留,丙镇原有机关行政事业人员100多人(不包括垂直管理的单位),只留70人,应清退30多人,这可成了一件头疼事。按说只要按规矩办事,公开透明,裁到谁是谁不就完了?但领导们不这样想,冠冕堂皇的话叫手心手背都是肉,裁谁都不忍心,说白了其实是在为自己着想,这些人盘根错节,利益交错,各有各的关系网,动了谁的奶酪都不好,一旦处理不善,弄不好会引火烧身。于是,各乡镇的操盘手们在观望了一阵后,好像是一个老师教的,将本应清退的人员一律按“病退”处理,这样一来,这些人不用上班还可以拿到70%以上的工资,还不影响再谋职业,终于皆大欢喜。第二步是精简乡镇领导班子。丙镇原有班子成员15名,只保留9个岗位,其他乡镇大同小异。按照方案,乡镇领导班子成员需要竞争上岗,这一下不仅难坏了乡镇书记们,县委书记也发了愁,比起一般干部,这班人的奶酪更不能随便动啊!最后领导们急中生智,又推出了一个土政策,规定任副科一定年限的乡镇副职领导,可以转换为正科非领导职务,这样一来化解了大部分超编职数,回避了触及矛盾的竞争,又是一个皆大欢喜。要说这种做法与当下出台的县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方案暗合,似乎也还有些超前,但这在当时还意味着这些被一刀切的干部被过早终结了仕途,其中不少人不过四十出头,正值盛年。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便于大领导的掌控和为在他们的掌控之下提拔新人预留空间。尽管这次改革有所变味儿,但由于自此乡镇人事关系冻结,将近十年没有进人,人员超编问题逐渐得到消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雷人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对号入座,由副镇长变成了“正乡级干部”,这算是升官呢还是贬官呢?已经经历了许多的雷人已经不太在意了。
        再说职能转换。政府职能转换是更加带有根本性的一项改革,舆论准备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据我观察,县乡两级的“小诸侯”们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在旧的行政体制框架下,政府所有资源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运转,一是为党政主要领导脸上贴金,搞政绩工程;二是政府“公司化”,想方设法挖掘财源(土地开发及乱收费等)。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与机关精简相比,政府职能转换更多的流于了形式,甚至被擅自改变。比如机构改革要求设立的“三办四中心”,竟被视作儿戏,根本不当一回事,各乡镇仍旧按自行设置的那一套“口办”运转,像“文化服务中心”,就被视为赔钱不落好的事情,连块儿牌子都懒得挂,卫生防疫科技咨询之类的公益服务根本无人问津。说什么“服务型政府”?实在是对牛弹琴!不过,由于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与机构改革相呼应,有两大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取消农业税,二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两大措施大大改善了乡镇政府的生存环境,大大缓解了乡镇政府和广大农民的矛盾,现在乡镇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不那么突出了,但要从根本上转变执政观念,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换,还差得很远。
        我来丙镇将近十年,历经两任书记镇长。前任F书记,是个厚道人,温文儒雅,几乎没见过他发脾气,但不务实,喜欢搞形式,口才虽好多是空话;而前任M镇长则比较刚猛,喜怒形于色,貌似猛将风范,但思路欠缺,又比较任性,难以服众。两人性格各异却并不互补,书记宽厚失之于软弱,镇长严厉失之于刻薄,书记势弱但位高,镇长势强但位卑,两人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内耗不断,导致本来条件不错的丙镇工作一直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最后两人双双调离,算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结论。现任L书记,属于久经官场历练的老手,不唱高调,不开长会,话捞稠里说,只讲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夹杂一些“球”呀“吊”呀之类的粗话。我发现粗俗的L要比文雅的F更受欢迎,尤其是开短会,很合大家的胃口。不知道组织上是不是有意搭配,现任Z镇长是个年轻人,书生意气尚存,人比较正派,还没有被庸俗的官场习气所污染,和雷人也比较对脾气,是除了G书记之外另一个比较欣赏我的领导。当然这位小兄弟还是嫩了点儿,也只能随波逐流。现在丙镇是L当家,奉行庸俗的市侩哲学,在风头正紧的当下,以“不出事”为最高追求。总起来讲,丙镇的环境比乙镇好多了,至少工资不愁,领导也比较好对付,但我心意已懒,既没了在甲乡的激情,又没了在乙镇的棱角,我已变得得过且过。
        几位历任县委主要领导
        说过我在三个乡镇的经历,再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几任县委主要领导,也很有必要。县委Z书记是一位比较清廉的领导,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他到我们县里担任书记的时候,社会风气已经不那么干净了,大约是优良传统的惯性作用,还是会有些好领导。Z书记的廉洁形象得到了群众的肯定,至今仍有不少人还在传颂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通过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方式选用了一批干部,这在当时是领风气之先的。Z书记是历任县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有些学者气,讲话很有水平,现在已经官居正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要知道“腐败”了没有?谁知道呢。Z书记升迁后,J县长接任书记,是为新世纪之初。相比之下,这两任的水平落差很大,J书记不仅水平差,口碑也很差,此人调走多年以后,还有不少关于他的笑话在流传,有一则很夸张的笑话这样说:想升官不难,给J书记送钱得了,只要摸准行情,别忘记留下名字,隔门缝塞到他屋里就管用。虽然传得这么邪乎,但J很平安,他后来平调到市里一家实权部门,干到了退休,平安着陆。J之后是F书记,此君颇有政治明星风范,讲话有气吞山河之慨,有人说曾见他对着穿衣镜练习讲话,也不知真假。这位看起来气势非凡的书记在升任副厅之后迅速陨落,因贪腐被拿下,据说还写下了一篇感动人的悔罪书。F之后是X书记,好像是老天有意安排他们前后出台表演,X讲话俗不堪耐,但他很会搞关系,跑了不少项目钱,最大的政绩就是继承F的未竟事业,建成了政府大厦和配套的大广场。X虽然粗俗,却很有魄力,招商引资招来了不少骗子,利用政府之手廉价圈地,占着茅坑不拉屎,伺机牟取暴利,弄出一座空城哄得上级领导心花怒放,X因此官运亨通,升任副厅,虽然有不少人告他,最终被一一化解。再之后的Y书记,此人貌似忠厚,行事比较谨小慎微,不怎么干事了,却还是栽了,现在仍在双轨之中,前后对比,让人唏嘘不已。好了,说的够多了,现任某书记咱不说了,人家还在表现之中呢。我县自Z至Y,五人书记倒下了两位,这比例够惊人的!相比之下,我所经历的三个乡镇主要领导们还算安全,只有乙镇的H在我调走后出事,不少人为其惋惜,都说H其实还算比较正派,是被“隔墙撂砖头”砸到了,而一看就不是好鸟的C反倒至今安然无事。
        第二部分:一些共性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
        雷人的上述经历是否很雷人呢?但我知道,这些雷人的事情早已见怪不怪了,故事并不新鲜,一些格式化的丑闻早已为路人皆知,之所以不耐其烦的重复这些旧闻,是为了理清思路,从而找到出路。首先要做一个自我检查,这些年来,雷人随波逐流,一无建树,从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干部渐渐变成一个消极应付不思进取的人,如前所述,鄙人的“德才”是有缺陷的,认真想来,的确人非圣贤,自私心、懈怠心理、趋利避害的本能,大概每个人都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儿的,在大环境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如果说社会是个大染缸,官场是个大染缸,你怎么可能不被污染呢?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上面应该是看的很清楚的,我们党早就有过注意“本领恐慌”“信仰危机”的提法,警惕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提醒更是从未间断,前任总书记集中告诫“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可谓切中时弊,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将各级干部必须查摆的问题归结为“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都挖到了点子上。在此,雷人愿意使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查摆几条官场痼疾,或许更具针对性一些。以下列出的一些官场存在的共性问题,将不限于我个人在几个乡镇的经历,多年来的感同身受加之耳闻目睹,使我对官场的认识已经超出了乡镇一级这个范围,其实一些看法早已成为人们高度一致的结论,重复叙述不过是一种印证。
         一是“乌纱帽”至上,官德缺失,唯利是图。前面说过,在旧体制下的各级政府,所有资源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运转,其一是为党政主要领导脸上贴金,搞“政绩工程”;其二是政府“公司化”,想方设法挖掘财源,实质上是在与民争利。这两大“中心工作”最终都统一在“升官”“保官”上,以”升官“”保官“为宗旨,一切为了“升官”,退而求其次是“保官”,岂有他哉!这些年来,雷人耳闻目睹的主要领导们,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人是胆大妄为者,这种人升官欲望大,胆子大,神通也大,又缺乏道德底线,只要对升官有利,什么事都敢干,他们是破坏规矩,恶化官场生态的始作俑者;第二种人是积极跟风者,这种人虽不像第一种人胆子大脸皮厚,但私心大于公心,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恶化官场生态的推波助澜者;第三种人是适者生存者,这类人本质不坏,但勇气不足,骨头不硬,关键时候明哲保身,风气好的时候可以是好官,风气恶化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腐化堕落;第四种人是“不识时务者”,这类人往往比较有理想,自觉坚守信念,以书呆子类型的较多,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往往被逆淘汰;第五种人,应该是力挽狂澜的英雄吧?呵呵,这种人在雷人的视界里,目前还只是个传说……二是特权盛行,腐败成风,脱离群众。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无需多说,老百姓早已无语。回想起来,最让人感慨的,是我们国家对腐败问题为什么会容忍那么长时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腐败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从那个时候起,腐败就像从潘多拉魔盒里逃出来的妖魔,不可遏制!我们的反腐败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持久战,确实是再也耗不起了。今天习王重拳反腐,实在是众望所归,但是,与那些和基层群众距离很远的大老虎相比,遍地苍蝇才是群众最为愤恨的。尤其是一些“穷庙富方丈”,民愤最大,一些“秃子头上的虱子”,最扎眼。更可怕的是干部队伍也已经两极分化,与手握实权的腐败官僚相比,广大基层普通干部工资很低,待遇很差,压力很大,工作很苦,还要替贪官们背负骂名!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僚们,不仅仅是脱离群众,也脱离了普通干部队伍,这种现状再不加以改变,真是不堪设想。三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胡作非为。深入研究一下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你会发现,很多劳民伤财的做法,并非仅仅是决策失误,也不仅仅是“政绩观”的问题,那干脆就是“醒着尿床”。俗话说得很形象,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村忽悠乡,乡忽悠县,一直忽悠到国务院”,中央的一些好经,让歪嘴和尚念下来,越到基层越变味儿。这些年来,各地各级政府的政治笑话已经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不说干事,就说报数字吧,数字腐败也算是“老传统”了,大跃进时期“放卫星”阴魂不散,“荫庇”至今,那一年由各地汇总的数字不需要中央挤水分?当然,当前的风声紧了,官僚们不敢再胡作非为,但却跳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不作为,你奈我何?四是“权力集中”与“有令不行”。种种消极腐败行为无疑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有关。令人悲哀的是,“一言堂”不仅表现为制度缺失,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官场习俗,已经沉淀为一种奴性文化。在一级领导班子中,鲜有副职敢对一把手提出异议,偶尔有人为之,往往被骂为“杂音”,视为“异类”,被孤立被排挤。官场等级森严,上一级的领导一般只和下一级的一把手联系,一把手怎不一手遮天?权力过于集中不仅使党委行政系列内部缺乏监督,而且人大政协也形同虚设,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政府更是一句空话。权力来源决定各级领导“唯上不唯实”,唯上级马首是瞻,唯一把手马首是瞻,干了不少违反实际的事情,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但另一方面,集权并不总是可以提高效率,利益导向常常使各级官僚离心离德,导致阳奉阴违,造成有令不行,涣散了组织力量。五是“任人唯亲”与“跑官要官”。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官场腐败的一大根源。这些年来,每逢年终岁首干部调整的时机,人事变动就成了官场最热门的话题,所有的秘闻都成了令人兴奋的谈资,所有的潜规则早已成为不言自明的“规矩”,甚至人们谈起一些买卖官帽的内幕就像谈论市场行情一样心情平淡,一切都已见怪不怪,官德底线早已一丝不存!“黑乌鸦心态”在侵蚀人们的心灵,如果真的洪洞县里无好人,那谁还奢望做个好人?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中,干部队伍的素质不可避免的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新提拔的年轻干部被非议。如果说早些年在干部使用上虽然也存在一些不正之风,但总有些顾忌,后来这些顾忌越来越少了,一些胆大妄为者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好在近年来在强力反腐的巨大压力下风气开始转变,但要最终把权力装进笼子里,现在还仅仅是个开始。
        现实是如此不堪,那么,问题产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往深处挖,可以一直挖到人性的弱点。但一味强调这一点儿反而会成为一种遁词,我们需要反思,曾经崇高的信仰是如何丢失的,曾经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什么不管用了?我们究竟缺失什么?事情是如何演变的? 其一、功利主义是思想原因。GCD人在历史上以追求崇高理想著称,但因错误路线导致理想主义受挫,改革开放之后,现实主义开始抬头,本来用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矫正理想主义的偏差无可非议,可惜矫枉过正,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逐渐控制了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从“一切向前看”被调侃为“一切向钱看”开始,物欲横流就已不可避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逐渐蔓延,他们信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追求升官发财和物质享受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各种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应运而生,为了升官而弄虚作假,为了敛财强拆圈地,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丧失了为人做官的道德底线。其二、放任纵容是直接原因。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较快发展,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和收受回扣等腐败行为开始逐渐增多。尤其在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后,“官倒”之风大刮,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腐败开始扩散。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腐败现象的各种表现相继出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早在腐败现象开始严重的第一时期,不少有识之士就大声疾呼过,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官倒”盛行,全国哗然,中央开始关注,但仍认识警惕不足,惩治打击风声大,雨点小。再后来,以至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老虎丛生,苍蝇遍地,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回顾历史,令人痛惜!正是对腐败现象的长期放任纵容,在客观上助长了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其三、利益博弈是现实原因。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反腐败的形势就日益严峻,这是诸多官场痼疾久难治愈的重要原因。许多问题不是认识不到位,就是正确的政策推行不了。机构改革提倡了多少年?吃喝风杀了多少年?车改喊了多少年?形式主义反了多少年?面子工程批了多少年?一些问题其实早就在整改,就是改不了。一个“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动议喊了多年也实现不了,早已成为国际笑话。事情发展到今天,反腐败需要零容忍,这就是今天不得不义无反顾强力反腐的大背景。其四、法制缺位是制度原因。法制缺位存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滞后,摸着石头过河,先发展而后规范,让投机者钻了政策的孔子,给掌权者带来了大量的寻租机会。二是在国家治理模式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中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法制尚未健全,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甚至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其五、封建遗毒是文化原因。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并不能装进棺材、迈入坟墓里。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长达2000余年的国家,封建主义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和思想基础。等级观念、官本位、权大于法、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等,都与封建遗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主义无疑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
        第三部分:乡镇干部的无奈与酸楚
        上述一些共性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暴露了一些黑暗面,一些问题并不是乡镇党政机构独有的,而是各级地方党政机构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要由各级官僚负责,要在法制不健全的体制中找原因,而不应将广大干部队伍妖魔化,尤其是乡镇基层干部,确实也存在很多无奈与酸楚,需要在今后的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
        一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是干部们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干部升迁主要取决于上级,一系列“一票否决”就是一项项紧箍咒,在这种体制下,各级领导唯上级马首是瞻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很多决策失误就好比多米若骨牌,一块块向下到,谁也不敢违反。在选择“帽子”还是选择真理上,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不盲目跟风就意味着丢“帽子”,而丢了“帽子”未必就能捍卫真理,你不干有人干,一大群人都在那里盯着你头上的“帽子”呢!这就是多年来我国官场诸多一阵风的根源,远点说如“共产风”、“吃食堂风”、“大炼钢铁风”,近点看有“干部下海风”、“机关经商风”、“农业结构调整风”、“大拆大建风”、“圈地风”、“招商引资风”,这些风气起初动机虽好,或许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在大面上,都因为一刀切,不切实际,大轰大嗡,最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是残缺政府与无限责任的责权不匹配问题。现在的乡镇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残缺政府”,甚至已经不能算作一级政府。历年来的机构改革,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政府的服务效能问题,却一次次的剥离抽取了大部分的政府职能,所有的实权部门都已上划为县以上政府垂直管理,且不说本来就是垂直管理的公安司法以及工商税务等等部门,就是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管理权也已上划到县里直管,甚至连办个结婚证都要到县里去,乡镇已经没有任何执法行政的有效权利。但是,县里的管理方案却依旧将乡镇明确为各项工作的第一责任承担者,经济发展、信访稳定、安全生产等等概莫能外,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项权利集中在县直部门,责任却首先是乡镇的。比如说信访稳定工作,一些涉法案件只能由上一级的司法机关处理,但属地管理原则却将乡镇列为第一责任单位,自上而下一味用高压的方式控制上访,逼迫乡镇严防死守截访堵访,弄得政府疲于奔命群众怨声四起。三是“万金油”与“救火队”的无奈。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处于基层的乡镇干部承担着多种责任,这种客观现实要求乡镇干部成为“万能干部”,乡镇将干部“打包”使用的管理机制又强化了这种要求,包村干部要对所包村的所有事务负责,岗位专业服务职能却被忽视,“万能干部”成了“万金油”,啥病都用啥病都不治。乡镇干部要求承担的责任可谓数不胜数,从走村入户动员群众征地,到日夜蹲点防止群众上访,到成群结队拆除违法建房,再到上街扫地上山救火,哪里出了责任事故都唯你是问。人云:乡镇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乡镇干部是条狗,哪里出事哪里走。呵呵,真是惭愧!四是“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乡镇干部长期待遇很低,这是人所共知的。十几年前雷人才到乡镇的时候最惨,一个月300块钱的低工资都发不齐,工资长期拖欠,各种福利全无,还要被迫承担各类集资摊派。不错,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善,盼望已久的工资改革也即将实施,有些人却还在那里全然不顾事实的唱反调,反对给基层干部涨工资。其实,“穷庙富方丈”固然有之,但那都是一把手们才有资格,副职领导都很苦,就别说一般干部了。当然,酒水是少不了的,常言道:“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最后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没有几个干部愿意整天泡到酒缸里,但风气一旦形成,也没有谁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你不入俗,就会成为众人眼里的异类。这最后一条说的是前些年的事,似乎有些过时了,现在吃喝风基本上已经刹车,真希望从此风清气正,对特权腐败零容忍,同时也能合理提高公务员的合法收入,让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干部们,在廉洁公正的官场环境中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第四部分:几点思考与期盼
        一、从治标到治本。
        XIZONG上任以来,大力反腐倡廉,整顿吏治,风气为之一变,上上下下对这种做法都很认同,惟愿治标还需治本,彻底终结多年以来那挥之不去的梦靥。过去的吏治和反腐败斗争,长期停留在治标阶段,而且应该承认,大多数时候的治标也是不得力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压态势,算得上是最严厉的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要及时将吏治和反腐的重点从治标转向治本,否则就有可能丧失来之不易的宝贵时机,功亏于一篑,反腐败已经成为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从联系的观点看,治标就是治本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继续保持对干部队伍的严格管理和反腐的高压态势是治本的必要前提。治本首先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把权利装进笼子里。从吏治的角度看,要实现政府职能转换,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落到实处,还应该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推进MIINZHU政治,根治因权力来源而导致的“唯上不唯实”的官场痼疾,通过MIINZHU政治的体制创新,实现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有机统一。而要从根本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继承我党优良传统,尤其是群众路线的宝贵精神财富的基础上,积极吸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大胆改造话语体系,以更加切合实际的价值观念,重塑信仰,筑牢我们的精神防线。
        二、从人治到法治。
        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这也是整顿吏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项治本之策。我国是一个人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深厚的传统积淀形成了一道宽广的历史沼泽,要走出这险象环生的沼泽,需要一步一步找准下脚的地方。十八大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依法治国的路线图,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被评价为依法治国的升级版。从人治到法治,行政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已经推行多年,但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单就乡镇一级的行政体制改革来说,除了05年那一次机构精简实现了部分目标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这种责权不匹配的改革使乡镇政府处于极其尴尬的困难境地。鉴于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办事处,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从宏观上看,改革行政体制,就是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完善法制,转变职能,将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法律和市场,将该管的公益事业管好办好,建设好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和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三、从权威政治到MIINZHU政治。
        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官场痼疾都是由过分集权的制度弊端引起的,但由于国情的复杂,几经折腾后,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成了一个敏感词,这真是有点儿悲哀。涉及重大改革难题,当然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尽力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但也决不能叶公好龙,止步不前,甚至逆历史潮流而动。把权利装进笼子里,需要周密的制度设计,需要权力制衡,完善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来讲,最终不能回避MIINZHU政治。从权威政治到MIINZHU政治,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径?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倡“新权威主义”,他主张通过一个新权威主义阶段,过度到高度MIINZHU的远大目标。新权威主义向市场放权,发展和形成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向人民大众让利,发展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公平分配和公共服务,培育现代中产阶级;向司法机关放权,逐步推进司法独立,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公平正义;向社会放权,逐步扩大公民自由,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向基层放权,逐步发展和完善基层MIINZHU,推进MIINZHU政治……,以集权推动和保障分权,既是新权威主义区别于极权主义之要义,又是新权威主义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的主要历史价值之所在,也是在为比较顺利地走向MIINZHU化创造必要条件。可惜这一设想未能及时实施,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并已经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有所体现。我们不应当回避MIINZHU政治,而应该积极稳妥地走出一条渐进式MIINZHU之路,通过新权威主义式的权力有序让渡,最终实现高度MIINZHU的宏伟目标。
        四、政治文明与价值观念的进化。
       政治文明的演变与进化自有其特殊规律。中国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一些国家治理经验延续至今,但在我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官场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更显突出,亟待清除。新中国成立后,不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其实都是一个与传统腐朽势力决裂的过程,尽管有反复,甚至暂时的倒退,但大方向是不变的,当前的强力反腐,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就是这种持续努力的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自然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借鉴不是简单复制,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后来居上,创建更加先进的制度文明。在法制建设上,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抑制强势阶层,铲除既得利益集团恶性扩张的土壤,促进公平正义;在MIINZHU建设上,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群众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并用渐进的方式,从基层到高层,从党内到党外,逐渐推行真正的MIINZHU选举。在MIINZHU建设中,研究改进对上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相统一的MIINZHU集中机制是一个关键课题,如果我们吸取竞争选举的有益经验,同时保留并改革上级组织对领导干部的考核选拔制度,将选拔和选举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将上级对下级的权利法制化,同时给下级以足够的自治权,必将使MIINZHU集中制在法制层面上获得新生,实现比现代西方MIINZHU更高效、更科学的MIINZHU制度。与制度文明的进化相对应,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的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如果再不调整,必将越来越苍白,进而失去生命力。要重新梳理我们的历史,直面残酷的现实,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和现实问题作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全新解答,用一双务实的双手重新举起GCD人的理想旗帜!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网上文章,在此深表感谢,恕不一一列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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